圖／文：羅秋昭
十、第二次審判
▲《台灣日日新報》對後續搜捕革命黨人的報導
「苗栗臨時法庭」第一次開庭審判，從11月19日開始，到12月5日告一段落。但臨時法庭並沒有撤離，因為在第一次審判結束之前，12月4日從臺北、錫口、士林、新莊、板橋、基隆、瑞芳、頂雙溪、茶硼、樹杞林三叉河、大湖等地區又搜捕了一批革命黨員。加上12月18日祖父在淡水被捕，從他身上搜出的兩本黨員名冊。按圖索驥又有數百人被捕下獄，這些革命黨員不僅是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還有台中、台北、基隆等地區的閩南人。這些被捕的人犯，分別關在臺北監獄和新竹監獄。經嚴審之後，確定為革命志士，即畫押、造冊，再移送到苗栗臨時法庭，接受審判。
第二次送到苗栗臨時法庭的被告，比第一次的人數多，押送過程也比第一次嚴密，每一地區押送人犯，都有10名以上的日本警察護送。特別是台中的江炳文志士，從臺中押送到苗栗臨時法庭，除了當地支廳警察10名以外，還從清水支廳派了20名警察，跟隨前往。主要是江炳文是己經犧牲的江亮能烈士所召募的同志，他們兩人都是草藥醫生，有一身好功夫，護送的警察深怕在過程中有點閃失，難以向上級報告，是以在押送過程中更加嚴密。
從臺北押解的被告，在火車上有警察護送，沿途有警官戒備。由於人犯過多，除了把人犯手腳用繩結索繫緊，人犯腳上拷著沉重的鐵鐐，走路都發出咔啦咔啦的聲響。下了火車，深怕有人途中劫囚，人犯頭上則套著竹簍，以隱藏身分。
▲此為噍吧年事件解送人犯之照片，非苗栗事件，但解送方式是相同的
第一次審案過於倉促，死刑犯又在極短的時間裡執行完畢，草率的處理過程，輿論一片譁然。甚至日本國內議員都認為第一次審判，法庭上沒有為被告請律師辯護，不合乎審判的公正性，所以第二次審判時，法院主動為被告請了五位律師。分別為：花田元直、姉齒松瑚、高橋忠義、大田重助、矢野豬之八。
第二次審判雖然被告人數較多檢察長松井榮堯預估，「二次大審至遲來年正月初旬，應當可終結」。想不到整個審判時間從12月16日到次年的2月27日才結束。其中主要原因是，人犯分布較廣，押送過程費時費事，而且在審問過程中，有律師為被告辯護。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缺席判決死刑的羅福星，於12月18日在淡水被捕，從他身上搜出兩本黨員名冊，名冊裡有數百名黨員，警察依著名冊上資料，上門抓人，再經過繁瑣的核對、按指紋，上腳銙，再由各地解送到苗栗臨時法庭。
第二次開庭，在法庭上，檢察長說：「這些被告都有自白，從自白中可以看出其罪狀，至於警察及檢查庭上所出示的犯者的供詞，都屬於羅福星同夥的革命黨人。他們在入會小冊子中，記載了姓名，或已蓋了章，或已寫下地址和三代姓名者，所以應判其應得之罪。」
花田律師為被告辯護：
「我對於檢察官的說法，不以為意。若僅以被告在名冊上記載了姓名，或是只有蓋章，判其有罪，不妥。本人認為僅記載姓名者，未能確定其入黨之事實。或有人聞其理想，即一時衝動填上姓名住址，亦未可知。若以有姓名記載於冊上，即認定為有力證明，則甚為危險也，尤以被告都說：過去對警察之供詞，皆為『刑訊』之結果，是以應慎重考慮也。」
姉齒律師為被告辯解：
「被告若以供詞來判定，本人認為不宜，因被告眾口一詞，係受刑訊，他們對警官懷有恐怖之心理，若以『匪徒刑法令』判之，恐失之過酷，是以竊以為應輕判為幸。」
審理被告孫學老與劉秀明時，檢察官仔細說明兩人協助羅福星在台設立革命據點的事實。孫學老在庭上為自己辯護，表示自己經營旅社，廣納東西南北來的旅客，對於旅客所做所為，都不應該去干涉或詢問，至於名冊上有名字，他們都表示不知從何而來。
律師們對被告孫學老十分同情，認為經營旅社自然是廣納四方客人，必然交往複雜，以羅福星曾長期住在大瀛旅社，就認定他是革命黨人，值得商榷，於是為兩人辯護。律師以孫學老是廣東人，又在臺北開大瀛旅館，台北幾乎沒有客家人開設的旅館，不應以羅福星居住在此而判他有罪。加上手冊中並未載明三代祖宗姓名等資料，是以應作為證據不充足，判決為無罪。
姉齒律師坦率的對法官說：
「我要在這裡，提出一般人民對本案的疑問，給貴法官判決之參考。大體而言，將本案交由臨時法庭審判，並依據匪徒刑罰令加以處罰，此是否妥當，值得思考。原來『匪徒刑罰令』是土匪興盛時代所制定的刑罰，刑法非常嚴厲，此乃專屬土匪而設的法則……羅福星僅一平凡人物，來臺宣傳革命，只是言語之論，或乃詐欺之徒；被告或以利被誘，或以名被誘，不可判為有革命思想；本島人即使有革命思想，應究其原因，不宜遽判為匪徒……」
在法庭審案過程中，每一位律師都極盡可能為被告辯護，展現法治國家的文明。所有開庭時，為被告辯護的內容都可以從《羅福星抗日革命全檔》一書中讀到，而我也從這個判案檔案中，還原祖父來台領導抗日革命的經過。
第一次審判時，祖父以缺席判決死刑。事後同志力勸他早日離開台灣，回祖國重新籌謀抗日計畫，就像孫中山先生經過十次革命失敗，才獲得成功。但是祖父是抱著為革命犧牲來台的，這一走，如何面對地下同志。可是同志苦勸他：「如果不走，日本警察將會抓更多的同志，逼問他們，你的去處，這會連累更多同志的生命。」
後來，祖父羅福星在同志周齊仔的陪同下，一路行走到淡水，準備坐船離開台灣。12月18日，祖父與同志周齊仔一起在淡水某家飯店用餐，兩人餐後請店主人留他們住一晚，但是店主人看兩人很陌生，而且聽說有個中國人被通緝中，是以不敢留宿。等祖父與周齊仔離開飯店，店主人將此事告知當保正的小舅子陳金枝，陳金枝得到這消息，非常興奮，即刻告知淡水支廳長。
羅福星和周齊仔離開飯館，繼續往奎山村走去。天色越來越黑，北風吹得人寒冷難耐，走到一戶人家，燈還亮著，於是敲門央求主人李稻穗讓他們借宿一晚，周齊仔取出一筆錢給主人。李稻穗看兩人狼狽的樣子，心生憐憫，同意了。
當晚，兩個人住在靠海的芝蘭三堡下奎柔的李稻穗家裡。計劃凌晨三、四點，趁人們還在深睡時，由李家潛赴海濱，找到船主，船由竹圍溯岸北上，相信可以逃過日方監控，離開這危險之地。
窗外漸漸安靜下來，但是兩人的內心，一點也不平靜。北風呼呼作響，淡水海邊氣溫特別低，兩人胼足而眠。正當入眠時，突然聽到遠方傳來不尋常的狗呔聲，他們一躍而起，就聽到屋外一陣急促敲門聲。兩人相視而望，剎那間，門被打開了，大批警察站在門口。
原來陳金枝向淡水派出所報案以後，臺北廳警務科召開幹部，連絡淡水支廳長，大家商議後，立即展開緝捕行動。凌晨二點，小笠原支廳長率領了八名員警，到李稻穗家捉拿羅福星。
1913年12月24日，《臺灣日日新報》「落難的羅福星」；描寫深入：「羅福星與周齊仔為了逃避日警的追捕，先是躲在圓山的劍潭精舍，夜晚聽窗外蟲吟唧唧，風聲凄凄，難奈孤獨寂寞。白天在山上，遠望觀音山在雲霧繞繚中，對眼前處境無限悲苦，日暮途窮，不知今夜將往何處。兩人形銷骨立，凹陷的臉龐，令人憐惜。羅福星著黑色唐服，輕薄外套，難抵風寒，然其身裁魁偉，眼光奕奕，有果斷的氣度。在這麼落魄的情況下，他們卻仍然懷抱著對日人跟世道的不平。羅福星是個為了同胞、弟兄站出來的勇敢之人，但是革命落敗，兄弟皆四處敗走，可憐的羅福星卻被日方逮捕……」
▲1913年12月24日，《臺灣日日新報》「落難的羅福星」
次日《臺灣日日新報》另一位記者這樣描繪他所看到的情形：「本報記者見到羅福星的時候是19日下午，在淡水支廳內他和周齊仔用腳鍊綁在一起，周圍有數名警察戒護。羅福星年僅29歲，穿著羅紗的褲子，和木棉布的支那服，鼻下有鬚。他的頭特別大，似乎會讓人覺得他是宗教領袖。在派出所看到的羅福星雙頰削瘦，臉色蒼白，顯得很疲憊的樣子，但態度自若，毫無畏懼。被捕當天，對包圍的警察動了兩下拳腳，其力量很大，是個值得黨員敬重的「黑旋風」。後來在他身上搜出兩枚刻有「羅公權」和「劉士明」的印章，身旁還留有《臺灣日日新報》的有關苗栗「陰謀事件」。「警察在他身上搜出現金五十多元。羅福星將這50元全數交給隨從者周齊仔，從這事看來，他實在有老大的氣質。」
同時於1913年12月28日《臺灣日日新報》出現相關報導。有〈巨魁羅福星被捕〉、〈羅福星之人相〉；12月29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羅福星年齡尚29，長五尺12，著羅紗地褲，布支那服，鼻下有疏鬚，頭額特大，一見似宋教仁，其眼光射人，唇如一字，富於破壞性之相者也。淡水支廳，由數名巡查護衛。形似稍疲勞，然氣概仍自若，就縛之時，頗出抵抗，可見其臂力過人，乃黨員中之黑旋風乎。」
▲羅福星（相片右）和周齊仔（相片左）遭日警逮捕之新聞
第二次審案，到12月底，大致已經有結束，可是因為羅福星被捕，又增加了一次審判，這次開庭是專審羅福星。
審判中，律師們對羅福星的勇氣和理想，不免有些英雄相惜的情懷，想為羅福星脫罪，是以在在詰問和辯護中，律師們對審判長表示，過去在審問被告時，許多志士都談到參加革命黨，需要繳交一元或五元不等的入會費。所以整個事件，或許是羅福星以革命之名，行欺詐之實。律師說：「羅福星在上海有情人，在臺灣又有情人，開銷很大，所以『革命』只是幌子，『騙錢』才是目的。」律師試圖向法庭提出不宜用「匪徒刑罰令」，不宜將被告判以死刑。
在法庭上，羅福星對律師的辯解並不領情，反而慷慨陳詞，講述來台革命的宗旨，他說：「古來我華民與與汝日本人有冤仇，我政府表面雖與汝締結國交，然而人民對汝國無不抱恨者也。故我中華民族之臺灣人，一旦聞我輩有此舉動，亦皆贊成，富者欲助軍餉，入會者達數百家人之多，貧民喜而欲充當兵士，願服勞役者又不在少數，斯舉，無不贊為美舉，而呼快哉者也！」這全是日本苛虐臺灣人造成的，是你們引起我犯罪，我號召同志，是為解救臺灣同胞，我無罪可認。」
審判長也對律師的辯解不以為意，在審判結論中說：「在審問中，羅福星不斷表示，『人生無二死，真君子不該苟延活命，臭名流於千年，寧求一死芳名垂世。』既然是抱著必死決心來臺灣，又怎會是詐欺犯呢？畢竟，真是騙取金錢的話，又何必向中國求援呢？羅福星寫信向中國求援，有信為證，這不會是虛構的事實，不能以詐欺案作結。所以維持原判──死刑定讞。」
第二次審判過程較為公正，刑罰也較輕。臨時法庭受理的被告有349人，只有98人被起訴，其餘無罪釋放。被判十五年徒刑的2名，9年徒刑的3人；7年徒刑的20人；5年徒刑的72人，4年半的一人。這98名被告顯然比第一次判決要輕了許多。這除了法庭上有律師為被告辯護以外，羅福星也在法庭上為被告求情，認為這些被告因為誤交了損友，才會落此下場。檢察官接受了這個請求，最後以輕判作結。
自從祖父被捕之後，《臺灣日日新報》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導。特別是祖父被捕之後，報上不斷報導羅福星這人和事件的發生起因，以及討論著苗栗事件的經過。
如：次年（1914）2月8日「陰謀事件的進行」、「革命陰謀事件的背後」；2月10/11日「戀戀羅福星上、下」；2月13日「狂徒羅福星的抗辯」；2月17日「臨時法庭公判開庭」；2月18日「滑稽革命劇的真相」、「剝下羅福星的假面具」；2月22日「中部陰謀事件」、「被告審理終結」；2月24日「羅福星日記」、「中部匪徒判刑」；2月26日「松井檢查官的論告」；2月27日「公判行」、3月3日「匪徒著北、羅之死刑執行」；3月4日「絞刑臺上的羅福星」等，還有一些短訊和頓狂詩等。這些報導或有褒貶，我看見的是輿論對這事件的重視。
▲1914年2月18日《台灣日日新報》，「剝下羅福星的假面具」
▲大正三年2月18日《台灣日日新報》，「滑稽革命劇的真相」
▲大正三年2月14日《台灣日日新報》，「狂徒羅福星之抗辯」
狂徒羅福星之抗辯中寫道：「狂徒羅福星，是個愚昧的人，為革命大義犧牲，真是憨直得令人憐憫。雖說羅福星犯下罪過，是他冥頑不靈，為了大義而慷慨赴死，深陷囹圄也不曾悲嘆埋怨，這點倒是十分有氣魄膽識的。他在庭上強調『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的傳統思想，為革命而犧牲是有意義的。」
檢察長松井榮堯在審案結束後，在報上寫了一篇〈滑稽革命劇的真相〉，文中寫道：
「被告羅福星認為日本政府之施政甚為殘酷，本島人生活非常困苦，故不可不起革命。革命黨員將等待時機，一旦時機成熟，在各地發起暴動，殺戮日本人，使臺灣脫離日本人統治。以此做為宣傳革命思想，並以此召募同志，仍照中國革命黨組織方式，派定若干人為旅長，團長、排長、而在其上有司令官。已交檢之任命狀，確係事實。」
苗栗臨時法庭的判決書上，引述了羅福星對同志的宣言，審判官在「報告書」上寫下：「『依據了羅福星的自敘，以及蒐證到的日記內容，綜合出被告羅福星並非一人策劃，有幾位被告也陳述，曾與福州來的劉士明等有過接觸，他們受孫中山先生創建民國而興起抗日革命的。如今土人（臺灣人）未經過充分教育前，都會像羅福星所為，如同繁花燦然而開，興起起革命思想，與日本人戰爭，使臺灣復歸於中國領土。然而他們沒有武器子彈，毫不思前想後，就魯莾言戰，就像三歲孩童揮舞空拳，迎向武士挑戰一樣。』此蓋因被告有馳騁中國革命街衢之經歷，又因係廣東人之共通性的一種革命之天性（下略）至若聽信被勸誘而入黨者，動機雖有不同，然總而言之，皆贊成革命之宗旨而入黨者也。至於糾合如此多數同志，被告實成為主動力之人物。被告力辯，臺灣原為中國的領土，臺民原為中國的人民，故組織革命黨，謀行驅逐日本於本島之外，光復臺灣，是以維持原判。」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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