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羅秋昭
八、苗栗臨時法庭的審判
1913年9月羅福星的革命組織被日本破獲之後，日本警察到處抓捉拿革命黨人。被捕同志從苗栗到台北、基隆。日警日夜以各種刑求逼供。逼出了好幾千名同志之，社會上瀰漫著恐懼和不安。
捕捉革命黨人的消息傳到日本國，引起國會議員的關注，他們發現這次抗爭行動不比從前，過去的武裝抗日，只是小區域的，不像這次大規模的行動。革命黨員從北到南，革命組織嚴密，抗日行動堅定，這些現象，令日本當局坐立難安。
日本國內議員關心這次事件，有一派議員主張要嚴審嚴判，應該多殺幾個反抗份子，嚇阻臺灣民眾再次革命；有些議員則認為這些叛徒，因為無知受騙，才參加革命行列的，不應該用嚴肅的《匪徒刑罰令》處理，以免激起社會公憤，引起國際人士的關注。
兩派議員各有考量，爭執不下。他們把這棘手的問題，丟給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左久間被稱為「鐵血總督」，一直以嚴刑峻法對待臺灣同胞，他見抗日行動一波接著一波，一直沒止息。為了扼止未來臺灣人對殖民政府的反抗，於是決定「嚴審重判」。
1913年（大正2年）11月19日，總督府以「府令字第100號命令」，在新竹廳苗栗縣，開設「苗栗臨時法庭」。並致電民政長官：「關於新竹、桃園陰謀事件，審理務宜慎重公明，以示日本政府恩威所在。」
法庭設置完成，總督府法務部即通令桃園、新竹、臺中、臺南、阿猴（高雄）各廳，將各管轄區內「招募革命黨之陰謀事件者」，全部移送苗栗臨時法院審理。
革命黨員名冊形式不同，詳簡不一，有的除了個人資料，還加上父母的名字；有的則是化名；有的姓名字跡模糊，難以辨識；典獄長必需細心核對。
一開始由各地警察局派出所經過嚴審過濾後，先送四、五百人到台北監獄。台北監獄典獄長必須先核對姓名，按押指紋，上腳鐐，再送到苗栗臨時法庭支監關押。審理過程複雜繁瑣，工作人員忙錄不堪。11月29日《臺灣日日新報》的「陰謀事件雜記」這樣寫著：
「羅福星事件使得臺北監獄志豆機典獄長日夜忙碌，一個派出所即羈押了兩百多名人犯，每天都要處理繁複的文件。壓印指紋的文件在桌上已經堆積如山。使得承辦的典獄長每天都無法好好睡覺。」
▲1913年11月29日《臺灣日日新報》的「陰謀事件雜記」
第一批被告從桃園廳、大嵙崁、關西、三角湧（今三峽）、后壠、苗栗、大湖、三叉河、通霄、竹東、大甲、臺南關帝廟、阿猴（今高雄屏東）等地抓到的人犯，經過層層問訊、核查，最後列出了297名被告。這些被告從11月25日到11月30日分批押送到苗栗支監。到了臨時法庭，又經過層層審問、查核，最後起訴了169人，其餘有的以無罪釋放；有的送到浮民管訓所。
苗栗臨法庭設有「支監」，原先設在倉庫及辦公室等八處，後來發現關押從各地送來的人犯，監獄顯得太小了。總督府獲知訊息，即下令另建大牢房以關押犯人。
當時報上寫著：「目前送到苗栗監獄中的被告人數有169名，其中多數都是留著長髮，梳著辮子的人，雖然也有剪短頭髮的人，但廖廖可數。這些人犯大部分在各地警察局關了40天以上，他們不曾洗面，不曾理髮，一個個蓬頭垢面不成人形，而且屢受酷刑，身上帶著傷痕，還發出臭味，送到臨時法庭，個個都垂頭喪氣，慘不忍睹。」
臨時法庭上，警察不敢除去人犯的手銙，腳鐐，他們擔心，這些被告在審問過程中受到許多嚴刑毆打逼供，一旦除去戒具，恐在審理中，人犯趁機群起起鬨，將無法進行審理工作，所以送到臨時法庭的人犯，都還帶著手鐐腳銙出庭。
法庭內，選五、六個長於拳術的人，配置於判官席下，警官則帶著手槍，萬一有騷動，可以立刻制止。法庭外，在六處窗下安置了帶長槍的警官；法庭上戒備森嚴，就怕有人在庭上造反，擾亂審判過程。
九、第一次審判
第一次大審，採用最嚴厲的「匪徒刑罰令」。只要被認定是「匪徒」，就難逃死刑命運，而且一審定案，完全沒有申訴的機會。
在審判前一天，法庭主動將審查內容，及人犯供詞，分發給記者。
當時最暢銷的《臺灣日日新報》於11月26、27日兩天，在第一版以：「近來的滑稽劇，土民的一齣陰謀劇」為標題分（上）、（下）刊出。這個標題以「土民」諷剌革命志士是無知的，參加組黨抗日的行為，根本是以卵擊石，只是一場滑稽戲。
▲「近來的滑稽劇，土民的一齣陰謀劇」（上刊）
▲「近來的滑稽劇，土民的一齣陰謀劇」（下刊）
報導說：「羅福星領導臺灣同胞，想脫離日本統治，想把臺灣歸還給中國。本事件，原是由福州的排長劉士明，來臺組織「臺灣同盟會」，與羅福星一起計畫在臺革命，準備與中國結合。起義時由中國支援兵力。羅福星的記載名冊中有四千多人入黨，由於有些是用假名，所以無法一一歸案。……」
這篇標題聳動的新聞報導，引起全島臺民嘩然，也引起日本國再度關注此案。日本國會議員甚至認為，這麼嚴肅的案件，怎可用「滑䅲戲」為標題呢！
在法庭上的審判過程，被告是可以提出申辯的，但大部分志士都保持緘默，因為被法庭認定為匪徒的被告，他們的辯駁是不被認同的，雖然如此，還是有志士不惜被加重刑責而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例如黃員敬站在法庭前，毫無懼色的向法官說：
「本人負召募黨員之責，臺灣人被日本人壓迫到難以生活了，依此情形觀之，無論經過多少時日，也沒有抬頭的日子。所以我們既使拚掉自己的生命，也要爭取我們的尊嚴和應有的生存權。清廷無能，把臺灣割讓給日本，現在清朝滅亡了，臺灣土地應該歸還給中國……」
黃員敬志士是參加過劉永福將軍抗日的志士，因為日本侵派來大量軍隊與武器，劉永福見此情景，認為難敵強兵，只得黯然返回中國，當時劉永福留下的部屬，有人帶著槍枝隱居山林，黃員敬就是其中的一員。審判黃員敬次日，《臺灣日日新報》有一段記實：
「逃亡中被捕的黃員敬、傅清鳳，他們是抗日革命的司令官，是羅福星的左右手，在對法庭審問時，態度十分冷靜高傲，特別是白髮老人黃員敬對著庭上法官說：『我是革命黨員，其餘被告並沒有入黨、也不在場、也無參與事件。』其氣魄大有好漢做事好漢當，一人做事一人當的豪氣。」
被判七年的李雙傳、方阿亮坦承：「我是由黃光樞介紹入黨的，目的在與中國軍隊相呼應，殺你們日本人，恢復本島臺灣人的尊嚴。」
被判9年的吳阿娘，侃侃陳詞：「臺灣原來係中國人之領土，清廷擅自割讓與日本，今中國本土已將清廷推翻，新建民國，本島之中華民族，亦應奮起，擊退日本人，將本島復歸中國。」
在大湖活動的柯克實，在審訊時，法官問他：「你們要反抗我政府，你們武器從哪裡來啊？」
柯克實毫不猶疑的說：「何必要武器，我們就算是用石頭，也可以殺死你們日本人啊！」柯克實的英勇對話，加上他妻子在派出所的供詞，法官原本要判他死刑的，後來發現他只在大湖山區招募會員，並沒有起太大的作用，後來被判了十五年。這是死刑之外最重的徒刑了。
▲大正二年（1914年）12月2日《臺灣日日新報》苗栗臨時法院公判
依照法律，這些被捕的人犯都應該依「匪徒刑罰令」第一條叛亂罪，處以死刑。但被告除了參加組織，並沒有翻天覆地的行動，實在達不到「判亂」的事實。如果這些被告都判死刑，恐怕會造成台灣的動亂，但是不重判，又擔心這批嚮往祖國革命成功，效法孫中山精神，再次發動抗日革命，這對日本政府如何交代。法官幾經思考和討論之後，對169名被告，只判了六名死刑，分別是：羅福星29歲、謝德香31歲、江亮能33歲、傅清鳳33歲、黃光樞46歲、黃員敬47歲，其餘判處十五年、九年、七年、五年不等的徒刑。
第一次審判在1913年12月4日結案。被告羅福星依『匪徒刑罰令』判處死刑。結案書上寫著：「羅福星對外宣傳，本臺灣之施政，渺視本臺灣人權益，並且加以虐待，課重稅，奪產業，致而失其生計之道，今益陷於悲慘境遇。今而不覺醒則前途不可測，尤以本島由來為中國之民，決無永久屈服於日本人之理。應糾合臺灣同志，相其時機群起各處，襲殺日本人，逐出臺灣以脫此悲境，是以判決死刑。」
▲第一次審判結案書
▲總督府臨時法院判決書
第一次審判死刑6人，除了羅福星未歸案，以缺席判決。其餘5人於次日（12月2日）即解送臺北監獄，8日執行死刑。報上寫著：「此參加陰謀革命的五人，在秋風蕭殺的日子，依序走上絞刑臺。」從苗栗臨時法庭到上絞刑臺，前後只有七天，他們連和家人道別的時間都沒有，這種「速審速決」的結果，引起社會的不解，也引起國際的關注。
▲大正二年12月9日《台灣日日新報》，黃員敬等五名烈士就義
法官對羅福星的判決做了以下說明：
「此蓋因被告有持秤中國革命之經歷，又因有廣東人之共通性，一種革命之天性。至若聽信被勸幼兒入黨者，動機雖有不同，然總而言之，皆贊成格密爭宗旨而入黨者也。至於糾合如此多數同志，被告實成為主動力之人物。故被告應照前缺席判決，是用匪徒刑罰令第一條之規定，處以死刑。此判決是根據羅福星給其祖父羅耀南的信中曰：『吾客歲渡臺以來，即任鼓吹本島人不忘往日國籍。』以及羅福星在自白書裡，不斷呼籲臺灣人，『要愛自己民族，以免讓日本人亡我民族，奪我財產，絕我生命也』等語，又其『日記』裡的陳述等等，認定為『陰謀叛亂』的鐵證。」
苗栗臨時法庭第一次審理結束，總督府把「苗栗事件」歸罪於「治安」問題。臺灣總督府研究如何解決有關「治安問題」，經過幾次討論，認為羅福星能在很短時間募集這許多志士，而未被發現，這是各地保正未能善盡職責所致。於是在1914年1月3日日本殖民行政法令增訂了「保甲過怠處分辦法」，對於革命志士在地的保正，處以罰金，以示警惕。這種對保正的處罰，也加強了日後警察與保正合作，更加縮緊對同胞的思想與行為的鉗制。
苗栗臨時法庭第一次審理事件，除了羅福星案子，同時審理與苗栗事件前後發生的「東勢角賴來事件」、臺南「關帝廟李阿齊事件」。因為這兩個事件都與中國革命成功有關，與羅福星來台召募會員志士有關。
第一次審判結束後，小野審判長的宣判書上說：
「本案被告之目的，係企圖他日中國革命軍來臺時，與其共同協力舉事，其所欲為，頗為遠大……此思想不單限於現所檢舉之人犯，即臺灣全島，到處均已普及。再視本案之被告，並非僅屬苦力一方面人物，有相當學問，相當資產，及相當名望者。且未以如何之迷信，純然出於政治思想之流露，膽敢計劃此種非法行為。本席認為本案之處分，端視於消除一般所普及之思想為上，至於被告等，在主觀上觀察，並未達到舉事之階段，僅於陰謀中發覺而已，其情似尚可愍。」
第一次審判後，臨時法庭將被判刑的169人的背景做了分析，《羅福星抗日命全檔》中，清楚的分析了被告的教育程度、年齡、職業、家產等項目做出下列結論：
▲被告的教育程度、年齡、職業、家產等項目之分析
教育程度：不識字者43人；能寫自己姓名者55人；能讀書者71人。識字的占60%。
年齡：30人歲以下有82人；30到40歲有83人，40歲以上的47人。30歲以下占50%。
職業：「士」42人，「農」60人，「工」25人，「商」18人，「苦力」24人。「士」包括了巡查補7名、公學校教師20名、保甲職員15名。占了近30%。（《羅福星抗日革命全檔》，P173。）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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