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羅秋昭
一、我出生的小村莊
1946年7月26日我出生在「廣東蕉嶺縣大地村」，「大地村」名字很響亮，其實它是一個很小的山村。進入村莊前，需經過綿延彎曲的山路。這裡的住家都是坐落在崎嶇的小徑旁，一般人過著小康的生活。曾經風光一時的是，50年代，從江西踴入採礦的工人，把小小的「大地村」，抄成火紅的大村莊，可惜好景不長，不出幾年，礦石開採完了，這個村莊又恢復了安靜，村民依然種種稻米，養雞、種菜自給自足。
「大地村」有一幢三層樓的建築，名叫「壽康樓」。就在羅家「開猷公」祠堂的旁邊。「開猷公祠堂」前的對聯是：
興廢總關情，看後裔自愛，勤耕苦讀謀生，念先祖艱辛創業；
古今一瞬間，想世事浮沉，樓昭鱗次崛起，此佳景年勝一年。
這門聯重要意義在鼓勵後輩，莫忘先人創業維艱，並且要勤耕苦讀，傳承客家人精神；下聯則是要了解世事浮沉，要守住家業，一年比一年好。高祖父羅耀南果然繼承了祖先的期盼，在印尼成了就事業，帶著錢財回鄉建了既高且大的「壽康樓」，高祖父成為「大地村」富甲一方的地主。而我，就出生在這個富裕的家庭裡。
父親羅河海是「大地學校」校長，這個職位對他是太委屈了，因為他擁有廣東省「嶺南大學」商學系的學歷，而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爺爺羅福星，是曾經跟著孫中山先生革命，並參加辛亥年（1911）由黃興發起的新軍廣州起義。民國成立以後，來台領導抗日而為國捐軀。父親在祖父犧牲後，以長子身份領過「廣東省政府」的撫恤金。聽母親說，父親願意留在「大地學校」當校長，是因為父親從大學畢業後返鄉結婚，他為「愛」而屈居在家鄉。而我是他們愛的結晶。
1947年我滿周歲時，先是父親隻身來台，主要是想要認識祖父羅福星為台灣抗日而犧牲的地方。一方面他也想收回高祖父羅耀南在苗栗購置的田地和房產。
父親到了台灣，見到這個被葡萄牙人驚呼「福爾摩沙」的美麗之島，果然山明水秀，氣候宜人，是個值得居住的地方，於是寫信給母親，邀母親來台見見世面，享受這四季如春的生活。母親在11月初，力排眾議，帶著才滿周歲的我到台灣。
父親拿著1890年高祖父留下的地契、房契，好不容易找到先祖留下的田地、房屋，但是得到的答案是：「你父親羅福星當年抗日革命，為了籌款，早把這些田地賣人了。」而且光復前，臺灣還在日本統治下，輾轉幾手，哪裡還能收回田產呢！無奈之下，準備返回家鄉，但是命運常是捉弄人的。父親經歷了台灣至今無法平撫的「228事件」。
二、父親受「228事件」之累，冤死獄中
「228事件」發生在1947年2月，原本只是件簡單的查禁私煙而爆發的警民沖突，但是由於1945年日本投降，歸還台澎撤離前，大量印製鈔票，購買民生用品，以至淘空台灣物資，切斷台灣電力。台灣光復時，台灣同胞是以張燈結綵，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王師，想不到卻面臨挨餓受凍，民不聊生的窘境。加上日本遺民的作亂，美國政客的鼓動，造成台灣一片動亂。先是政府為平息亂象，派兵鎮壓，誤殺了一些抗爭的台灣精英，因此激怒台灣民眾，演變成台灣人殺外省人的悲劇。在那個資訊不明，謠言四起的情形下，造成了不可收拾的228事件。家父原先在「中國國民黨桃園縣黨部」工作，為躲開這個亂象，到「台東縣稅捐處」謀得一職，以為躲在窮鄉僻壤的台東，可以躲過當地人的追殺，想不到卻因為幫著從家鄉出來的朋友收藏一包東西，而釀出了殺身之禍。
當時，有位湯姓鄉親來家拜訪父親，同時請父親幫他保管一包東西，父親不明就裡，以為只是借放幾天，於是就放在家裡。想不到第二天晚上，父親與另外三個朋友在家打麻將，突然來了三名警察到家裡搜索，這才發現那包東西竟然是一把手槍。原來那位姓湯的朋友是個逃兵，從軍中偷了一把手槍，準備賣了當盤纒，以便回家鄉。想不到父親就此蒙上不白之冤，在那風聲鶴唳的氛圍裡，父親被送到台北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案子還沒成立，就被刑求致死。那年我三歲，從此，開始了母親和我的奮鬥歷程。
三、一生從事教育工作
1952年我六歲入小學，台灣光復不久，台東地處東隅，交通不便，被北部人稱為「後山」。我在台東的一個小鄉鎮—「關山」就讀小學。那時，大部分學生都赤腳上學，夏天腳底可以走出水泡的，媽媽為我買了一雙拖鞋，保護我稚嫩的小腳。讀完一年級，學期結束典禮上，校長送每班第一名學生一雙球鞋，為了珍惜這雙得來不易的鞋子，每天一放學就把它掛在床邊。1954年考入「省立台東女子初級中學」，三年後保送「台東女子高級中學」，但是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我報考「台東師範學校」。因為讀師範學校不用繳學費，學校還提供吃住，畢業後，立即有工作。這在當時，讀師範學校，是全台灣家境貧困，而有心向學者的夢想，加上那個重男輕女的時代，把女兒送去師範學校，也是家長最好的選擇，所以競爭很激烈，能考上真是萬幸。
「台東師範學校」畢業，我剛滿十八歲，開始教小學，由於台東師範學校的老師大都是從大陸來的知識份子，他們有著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深知良師興國的重要。所以老師們傾曩相授，學生們認真學習。在師範學校，我們承繼了老師的教學，認識四維八德的重要，同時種下「良師興國」的種子。是以我們從事教育工作者，從不敢怠惰這神聖的使命。
我在「台東仁愛國民小學」教了四年書，我喜歡看著小學生的成長，帶著讀書、唱遊、做體操，真是快樂無窮，但心裡總覺得知識有限，非常嚮往進大學探索新知。終於在1968年申請保送「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1972年畢業後進入「省立台東高級中學」任教國文。我教資優班學生，跟著他們徜徉在古典文學的領域裡，生活充滿驚喜。在課堂上，除了教授歷代文選佳作，也教論，孟、國學常識。我深信孫中山先生說的：「有道德，斯有國家」的理論，認為和諧而富強的國家，必須建立在國民高尚的品德上。是以在授課中，總不忘介紹儒家以仁愛為中心的傳統文化。
後來轉任「台北師範專科學校」講師，主要任務是輔導各地方小學，提升小學語文教育。19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政府為提升國民教育師資，於是學校由「台北師範專科學校」升格為「台北師範學院」，我也在該師院時升為副教授。我除了在課堂上教學，也為學生編寫了《國小語文科教材教法》、《小學語文教學答問》、《有趣的中國文字》的專書。兩岸開放以後，為了加強兩岸學術交流，於1994年我負責籌劃，舉辦了「第一屆兩岸小學語文教學研討會」，邀請了上海、廣州、香港等地語文教育學者參與會議。這場會議加強兩岸語文教育的觀摩與交流，獲得很好的成果。
1995年到2005間，我有幸受聘為「僑務委員會」海外華語文教學的巡迴講師。到世界各地為華校分享我的教學經驗。我跑過了美國七、八個州，到過北美、南美、歐洲及東南亞等國家。暑假裡，每一次出行都滿懷興奮心情，想把華語文傳遍全球，讓世界看到漢字的美，以及以中華文化的內涵。
我於1978年結婚，先生覃怡輝是「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畢業，任職「中央研究院」。後來帶職到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於1989年獲得
博士學位。覃先生除了研究住宅問題、土地改革問題、全民健保等社會問題。退休後則是致力於「三民主義」的理論研究，他深信「三民主義」是目前最好的治國方略，中國倘能實行「三民主義」，必然可以國富民強。
2005年我從「台北教育大學」退休，退休後，因緣際會我到泰國北部僑校當志工，培養泰北華人子弟的中文能力。居住在泰北的華人，大多是國共內戰，從滇緬地區撤退到泰北的軍眷、遺族，家長們為了給孩子學習華文機會，傳承中華文化，他們雖然生活艱困，還是排除萬難，在村落裡辦學校，為的是讓孩子不忘本，認識中華文化，以當中國人為榮。我退休前即聽聞泰北美斯樂的感人故事，退休後，我沒有太多的考慮，帶著行李就去了那個艱困的地方，協助他們華文教育的工作。
我在清萊當了三年志工，其中一年，在「建華高中」當校長。為提高當地高中學生各項能力，我為泰北華校舉辦了華語文說、讀、寫、作的語文競賽，還辦了電腦打字檢定、泰北華校校長會議、教師檢定等等工作。結束泰北的志工生活，我回台灣還為泰北和緬甸編寫小學華語文教科書，我想藉各種活動及講習，讓泰北的華文老師感受到被關懷的溫暖。
現在真正離開了規律的生活方式，賦閒在家，除了閱讀，繼續我喜歡的書畫，在家寫寫畫畫，樂在其中。
四、我認識的祖父羅福星
我從小命運多舛，在苦難和奔波中跌跌撞撞，對自己身世一知半解，主要是母親不願談及往事。直到我19歲那年，有一天，我從「仁愛國小」放學回家，一進門看到從台北來的記者，他是後備軍人雜誌社的記者，專訪到台東採訪我，這時，我才真正知道自己身世，原來我有一位偉大的祖父——台灣抗日英雄羅福星烈士。
▲廣東省政府給父親的撫恤令
當晚，母親從陳舊的鐵箱裡，找出一封陳舊的廣東省政府批示，那是在祖父為國犧牲後，廣東省政府給父親的撫恤令。母親也從鐵箱裡拿出一張玻璃底片，媽媽說：「這就是你祖父。」我突然陷入時空錯亂的沉思裡，彷彿有一道光從遙遠的空間，穿進我身體裡，原來我和照片裡的人是那麼的親近。母親開始講述她記憶中的家族故事，我如夢初醒，這時，我才初步認識祖父羅福星的故事，這些片段的，模糊的故事，直到經過幾年的閱讀考證，才真正明白祖父來台抗日的動機，和驅逐異族的過程，和怎樣被送上絞刑臺的過程。
祖父羅福星生於1886年2月24日，出生地是印尼巴達維亞（今之雅加達）。談到祖父，得先從高祖父羅耀南談起。高祖父年輕時即出洋到印尼謀生，先在「印尼荷蘭東印度公司」做鐵路工人，由於他是積極勤奮的客家精神，學會了荷文，再瞭解建鐵路的工程技術，很快地在公司升任領班。經過幾年累積了財富，衣錦返鄉，在家鄉建了三層樓的「壽康樓」及「南溪書苑」，成為小村莊裡的大戶人家。
我曾祖父是個紈絝子弟，在印尼與當地女子生了雙胞胎兒子，帶回家後高祖父見孫子長得可愛，也就認了這兩個孩子，還幫他們取名福星、祿星，可惜祿星在周歲時得病亡故。高祖父帶著羅福星回家鄉讀書，十餘歲又回到僑居地繼續學習中文及外文，由於家庭富裕，祖父學習了許多新知識，見識了不少外國人。培養出氣度宏偉的性格，洞見世事的能力。
▲羅福星的身體特徵，是荷蘭人與中國人之混血兒
1890年「印尼東印度公司」派高祖父來台，參與劉銘傳興建鐵路的工程。高祖父來台後，落腳在苗栗客家縣城。1903年高祖父從印尼帶著他18歲的愛孫羅福星一起來台。客輪在風平浪靜中接近臺灣。祖父遠眺寶島，臺卻成了日本政府的禁臠，心裡感慨萬千。
▲羅福星於日殖時期的臺省戶籍謄本
1895年日本入侵臺灣，1898年後藤新平任「台灣總督府」行政長官，他是一名醫生，深知細菌繁殖的理論，他為了阻止台灣同胞不間斷的抗日活動，他用高壓手段來對治台灣人；以小利來誘惑台灣人；以虛名來籠絡台灣人。這個手段果然奏效，他讓一些士紳臣服於殖民政府之下。後藤同時增加了嚴苛的《匪徒刑罰令》，對於叛亂分子，可以視同土匪，引用專屬懲治土匪而設的《匪徒刑罰令》，可以不經審判即處死刑。祖父在這種環境下，感受到印尼與台灣同為殖民地，卻受到不同的待遇。荷蘭殖民印尼，只想在殖民地獲得物質和勞力，而日本殖民台灣，不但想奪取台灣的資源，還想把台灣同胞變成日本的俘虜。
祖父在台灣停留四年，曾在日本為漢人設置的「苗栗公學」學習日文。在學校他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同學，這些同學後來成為他來台領導革命時的堅強夥伴。
1907年日本殖民政府公告，過了今年，所有台灣同胞都將正式成為日本國民，要受法律的限制。高祖父耀南公無法忍受殖民政府的苛政，舉家遷回廣東蕉嶺。返鄉途中，路經厦門，祖父聽到年輕人談論著孫文先生的革命理念，於是毫不猶豫的參加了「同盟會」，決心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
五、參加辛亥年之廣州起義
祖父返回家鄉，受到時任「兩廣教育總會」的同鄉丘逢甲的青睞，任命他到海外考察東南亞僑教。祖父追隨孫文先生的理念，以國權、東亞等筆名寫文章，談革命，遊走印尼、新加波、緬甸等地，致力宣傳革命理想，並積極參與印尼的革命組織。1911年辛亥三月3月20日雅加達書報社接到黃興電報：「開學在即，諸兄速來廣泰」。祖父接到廣州起義消息，轉告一批在印尼成立的「敢死隊」同志，務須於12日前抵達香港。由於時間的急迫，當時到達香港的志士只有17人，他們接著乘船到廣州。
祖父和一群年輕人，從印尼回國參加「三二九黃花崗之役」，在那場激烈的戰爭中，他幸免於難，躲到香港，再返回印尼。
「黃花崗之役」是改變中國命運的關鍵戰役，孫先生曾形容：「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止。……」
祖父重回印尼，繼續宣傳革命思想，積極號召同志。同年8月，因為四川發生「保路風潮」運動，清廷調派湖北新軍前往鎮壓，為「武昌起義」提供有利的契機，驅逐清廷的情勢一觸即發。10月初黃興致函印尼書報社：「日內即赴武昌」。祖父在印尼召募民軍一批，胡漢民自西貢帶領一批青年，他們一起到達香港。隨著各省相繼呼應，反清的勢力逐漸向長江流域蔓延開來，「武昌起義」成功。從此結束了統治266年的滿清王朝。從南洋回來支援「武昌起義」的義勇軍繼續留在船上，等候上級的命令。原本臨時政府為了解決新政府的治安問題，有意將南洋募得的民軍，重新編組，賦予任務。無奈經費短缺，只得在上海解散民兵。這批從南洋回來的義軍，有的回僑居地，有的留下另謀發展。祖父則暫留上海，觀察時局的變化。
1911年12月冬至，祖父在上海望著窗外獵獵寒風，想到大陸同胞正在慶祝新中國的誕生，而台灣同胞仍在日本殖民下，心中感觸良深，寫下了一首感懷詩：
獵獵寒風徹夜吹，蕭蕭落葉故園悲
市中有客皆瓦缶，臺上無冠不野狸
破碎山河誰補綴，天涯兄弟合流離
新亭夜夜添新淚，都在二更月冷時
▲羅福星遺墨現存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
民國成立，祖父在上海看到的景象，是有一些自鳴清高的知識份子，其實只是像瓦缶一般，粗糙卑劣；在台上的有權有勢的人，不過是像野狐一般的狡猾，他們只是鑽利營私，爭名奪利的政客。「中華民國」誕生了，而台灣同胞仍在日本鐵蹄下，誰來補綴這不完整的祖國，為什麼同是炎黃子孫的台灣同胞，還在受苦受難。我們可不能像晉末中原頻亂，知識份子在夜半時刻，聚集在江南新亭高談國事，相視垂淚，不知如何是好？祖父在這特殊時刻，心裡已經萌生來台領導抗日的動機，他準備披上戰袍，「戮力王室，收服神州」。
1912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開國典禮，會後戴季陶先生將羅福星介紹給孫中山先生，孫先生當面對羅福星說：「未能收復台灣是全中國人的遺憾。」這句話更增強了祖父來台組黨抗日的動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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