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自：新浪新聞（點我看原文）
作者：吳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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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深夜，張謇在漢口登上「襄陽丸」返滬。當時，大生紗廠的湖北分公司剛剛開業，他是來參加開工儀式的。輪船開動時，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長江對岸的武昌城內火光沖天，隱約槍聲此起彼伏，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囑咐水手加速離去。
從留存至今的記錄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發的當世大企業家。
▲辛亥革命爆發，漢口火車站及附近火勢兇猛
清廷的倒塌，在很多中國人的內心，似乎是一個命定遲早會發生的事情，無喜無悲，只有漠然。在革命爆發的時候，對清政權已極度失望的企業家集團表現出了順應時代大勢的特徵。不過這一點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則就是與強者結盟。
作為立憲派的民間領袖，張謇此前一直反對革命，他感歎：「斷言清廷之無可期望，謀國必出他途以制勝。」但是，他想蓋新房子，卻也不願意放火燒掉舊房子。10月12日，他從漢口坐船到安慶，得悉武昌爆發起義後，當即趕到江寧，求見駐防將軍鐵良，建議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隨後的形勢發展完全出乎預料，他的兩位最親密的立憲派同黨湯壽潛和程德全相繼在浙江、江蘇宣佈獨立，張謇在愕然之餘，不得不接受現實。他致電袁世凱說，「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顧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很快，他與上海同盟會取得聯繫，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黨前往南通，成立通州軍政府，宣佈和平光復。張謇的內心轉折與矛盾，反映了企業家與革命的複雜關係。
帝國覆滅，民國新生，那些靠理想和暴力獲取政權的政治家到底有怎樣的治國藍圖和多大的實務才幹呢？
張謇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第一屆實業總長，1912年1月3日，他以這個身份與孫中山對談政策。這也是他們的第一次交談，他在當天日記中對孫中山的評價只有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就是邊際的意思。這話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沒有實際辦過實業，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實際上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孫中山寫的借款信
1915年，張謇再度被袁世凱任命為農商總長。他在創業過程中深受官僚之害，所以他一直認為官方介入企業只會破壞經營自由，與民爭利，必然導致企業的失敗。他同情在官僚和外商夾縫中艱難生存的民營企業，用「千萬死中求一生」來形容私人企業的困境，所以他願意代表私人資本發出縮減壟斷、擴張民營的呼聲。
他就任農商總長後就發佈公告：從今天開始，凡隸屬本部的官辦企業全部停辦，改由招商承辦；但是有一些大宗的實業，比如絲茶機械等，一兩家私人公司是無法經營的，但其重要性關乎社會農商業的進步，那麼，可由官方先作規劃，引起人民的興趣，然後交給民營承辦。其思路脈絡，與日本明治維新的主張基本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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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的實業在1914年前後達到巔峰。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陷入混戰，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企業家獲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機會。
以棉紗業為例，在1914年之前，中國每年需從國外進口棉布1900萬匹、棉紗250萬擔，到一戰結束時已分別銳減到1400萬匹、130萬擔，僅英國的進口棉織品，就減少了48%。據記錄，在1916年，每生產16支紗一包可獲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就猛升到36.93元，到1919年，竟達70.65元。張謇的大生紗廠是最重要的棉紗製造集團，在1918年，大生兩家工廠的利潤率都超過了100%，1919年的兩廠盈利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擁有紗錠數達13.7萬枚，為國內第一。當時，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最搶手的股票。據時人回憶，「一股一百兩銀子，紅利最高的時候分紅可以達到一股20兩，一些股金多的投資者，得到的利息銀子甚至無法靠人力搬動，要用車子推。這就讓那些開始時不願意投資的人們後悔不及。」從1914年到1921年的八年間，大生兩廠的利潤累積超過1000萬兩。
中國人向來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理想，對企業家來說，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這方面，張謇是一個最值得紀念的典範，從1903年開始，他就致力於家鄉南通的城市建設，大生紗廠的很多利潤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業上。將近二十年下來，南通已成當時中國最出名的縣城。
▲張謇創辦全國規模最大的育嬰堂
1920年，一位訪問者描寫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們就已感受到她的現代氣息了。大道旁柳樹成行，滿載麵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車、汽車在賓士，高聳林立的煙囪在冒著煙，工廠的機器轟鳴聲在迴響——一個歡快勞動的日子又宣佈開始了。在江岸邊建有現代化的碼頭和倉儲設施，通過現代化的公路和運河，運輸線四通八達。……登上狼山山頂，一幅動人的壯麗圖畫展開在我們眼前。在南面奔騰著雄偉的長江，它的水上運輸繁忙。在西面靜臥著南通城，屋頂、煙囪、城門樓依稀可見。到處都顯示著滿足、快樂和繁華。我們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種，並由田間小路分割成幾何形狀。……在居住區內有大量精心種植的樹木，這也是這裡的一個特徵，在中國其它地區沒有類似的情況。」
上海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主筆J.B．鮑威爾也是在這一年到訪南通，他稱之為「中國大地上的天堂」，他在報導中寫道：「張謇以及他的兄長張詧、他的兒子簡直可以用‘君臨天下’一詞來形容，除了童話故事中對待臣民就像對待子女一樣的慈善君王外，可能無人可與之匹敵，而在南通州這卻是事實。」1922年，中國科學社在南通舉行年會，梁啟超到會，稱之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文學家魯迅的朋友、日本人內山完造稱南通是一個「理想的文化城市」。
▲張謇時代的南通
同年，北京、上海的報紙舉辦「成功人物民意測驗」，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這一年正好是他70歲大壽。讓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這一輝煌的時刻，張謇的企業突然冒出了危機的苗頭，他很快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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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源於市場的突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各國進入戰後復興，中國再成被爭奪的市場，再加上連年農產品歉收，各種原材料大漲，脆弱的民族產業受到嚴重衝擊。其中，景象最慘的是前些年發展最快的棉紡業，從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價格上漲了73%，廠家不堪其重，爆發了紗廠危機，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紗廠停產歇業。
在這場危機中，最轟動的事件便是張謇的破產。
晚年的張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於政治事務和南通模範城的建設，他到底有多少時間花在生產經營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團在1919年創下盈利380多萬兩的最高紀錄，到1922年就因棉花漲價而出現了虧損，該年虧掉70萬兩，其後就江河日下。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萬兩的巨額債務，直奉戰爭爆發後，東北和華北市場已慘不可問，更糟糕的是齊燮元與盧永祥居然還在家門口開火，江浙市場一動搖，大生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
到1925年，大生集團已經資不抵債，光是大生一廠的債務就已經高達906萬兩，張謇被迫把苦心經營將近30年的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接辦，在陳光甫的安排下，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面接管大生企業。已年過72歲的張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難，他不由感歎：「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張謇商業王國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紗產業的危機外，還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理想主義的沉重包袱。為了南通的公共事業，大生紗廠常年無償輸血，已超出企業正常的負擔，到1924年前後，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佔用的款項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企業辦社會，最後拖累大生。
二是多元化經營失控。張謇晚年反省失誤時承認「本小事大」「急進務廣」，其中失誤最大的投資是墾牧產業，墾牧業帶有很強的社會公益性，投資大，週期長，而且受海潮、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張謇先後創辦了近20家墾牧企業，圍海400萬畝，累計投入資金2119萬元，它們竟然全數失敗，紗廠資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
三是企業管理混亂。大生雖是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之一，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張謇的光環太大，晚期更是近乎於「神」，集團內各實業公司都沒有基層負責的規定，事無巨細，表面上都要向他請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業之外，對於經營實情並不完全瞭解，因此，管理弊端叢生，一旦發作，便無藥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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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張謇從雲端墜下，在最後的歲月裡竟飽受煎熬。
自企業虧損之後，種種流言四起，每次開股東會他都不得不面對指責，好幾次會議不歡而散，在一封寫給股東的信中，張謇十分無奈地說，自己已七十多歲了，為人牛馬三十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他還給自己在狼山之畔選了一塊墓地，自擬對聯：「即此粗完一生事，會須身伴五山靈」。墓上不銘不志，只簡單地刻著「南通張先生之墓闕」，沒有頭銜，沒有裝飾。
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他還去視察江堤，為鹽墾事業做最後的努力，因勞累過度，他發起高燒，1926年7月17日，一代「狀元企業家」在無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
▲南通嗇園：張謇先生的墓園
張謇下葬時頗為寂寥，並沒有關於他的陪葬品的記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24日，張墓被紅衛兵當作「四舊」砸毀，孫女張柔武目睹墓中葬物。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摺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一束胎髮。
春與人俱老，花隨夢已空。張謇的破產和去世，意味著士商時代的一去不返，此後中國商界再沒有出現如他這樣具有公共影響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適為他的傳記作序言，稱他是「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毛澤東則說，「中國的民族工業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化學工業不能忘了範旭東，運輸航運業不能忘了盧作孚。」
其實，張謇之不能忘記，又何止輕工業而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