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自：新浪新聞（點我看原文）
作者：吳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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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中日爆發甲午海戰。慈禧太后從頤和園移駕紫禁城，滿朝官員都出城迎駕。當日，恰逢暴雨，路面積水頗深，文武百官個個匍匐路旁，衣帽盡濕，兩膝泡在水裡，頂戴上的紅纓流下鮮紅的水，其中有一位官員是張之洞的堂兄張之萬，年過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轎經過眾官時，竟連頭也沒有抬過一下，好像眼前視若無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後，他說，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其實滿朝文武最不應該有這種念頭的就是他了，因為就在三個月前，他剛剛「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狀元。而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一年後，這個叫張謇的江蘇南通人宣佈放棄仕途，轉而去做一個商人。
▲張謇應試的殿試策
狀元下海開工廠，是千百年來的一個天大的新鮮笑話。自從唐太宗李世民完善科舉取士，自詡「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以來，殿試摘桂是中國書生一生中最大的榮耀。然而，張謇經商卻顛覆了所有的光榮。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個大錘，其震撼效應難以形容。
張謇經商的動機，與賺錢無關。他起自農家，苦讀成名，有過10年不得志的遊幕生涯，最遠還去過朝鮮，當狀元時已年過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輕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產生過「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想法，他還曾替張之洞起草過《條陳立國自強疏》，明確提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
他把自己下海經商稱為「捨身喂虎」， 竟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在一篇晚年自敘中，他回顧說，「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反復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持，捨身喂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願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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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要辦一個紗廠，他起名為大生，其意源自《易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當時，日本商人獲准在上海開辦紗廠、絲廠，張謇頗有與之爭利的意思，而且江蘇一帶是絲綢之鄉，紡布織紗古有傳統。他聯絡了南通當地的六個布莊老闆、木材商和典當行商人作為合夥人，商定辦一個2萬錠的紗廠。
▲大生紗廠外景
狀元開工廠，雷聲很大，但是實際上卻很窘迫。他的創業資金只有區區2000兩白銀――其中700兩還是向朋友借墊的，也就是說，並沒有大官巨賈在背後支持。在官職上，他也不過是一個徒具虛銜的翰林院編修，沒有什麼公權力可以利用。於是，大生紗廠從一開始就很有現代企業的氣息，他擬訂了一份《通海大生紗絲廠集股章程》，公開向社會集股60萬兩，分6000股，每股100兩，預計每股每年可以獲利22兩，他打算以2個月為期，在上海、南通、海門三處完成認購。
然而，儘管投資回報頗是誘人，而且張謇還有一個顯赫無比的狀元光環，但是，募股卻很是不理想，很多人對這個從來沒有經過商的書生不信任，還有人問他，「什麼是工廠？」他去上海招股，數月下來一無所獲，還把囊中的錢都花了個精光，只好擺攤賣字才湊齊盤纏回了南通。張謇連寺廟、道觀的錢都想到了，有時湊不了100兩一股，就連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筆僅37兩，集股之難，可以想見。
▲大生紗廠創辦初期社會集資發行的股票及存根
一年半下來，那6個一開始跟著他玩的商人也先後跑了幾個，到1896年底，開工廠的錢才籌了不到8萬兩。這時候，對張謇頗有好感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幫了大忙。他提出，國營的南洋紡織局有2萬多錠積壓已久的紗機沒有用處，可以將這些設備折成官股，與張謇搞一個「官商合辦」。這批英國造的機器已在上海碼頭擱置5年之久，日曬雨淋，連包裝木箱都破了，機器零件鏽壞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運和擦鏽就需花去6000兩。走投無路的張謇聊勝於無，硬是咬牙接下這堆機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股本定為50萬兩，其中，2萬官錠折價官股25萬兩，他再另籌25萬兩社會資金。
就在這種時候，他還上了一回盛宣懷的當。作為江蘇同鄉，神通廣大的盛宣懷答應幫他籌資金，兩人還一本正經地親筆簽了一份《通滬紗廠合辦約款》的合同，有當時名士鄭孝胥、何眉生做見證人。誰知合同一簽，盛宣懷覺得油水不大，就開始甩手不管。張謇寫了很多封告急之書，幾乎字字有淚，到最後盛宣懷卻是一分錢也沒有兌現。張謇對此大為惱火，一直不能原諒盛的言而無信，並從此對官商絕了念想。
終於又過了一年半，到1899年夏天，大生紗廠才算籌足資金開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紗出了廠，當日開動紗錠6000錠。到1900年2月，大生紗廠就賺回利潤2.6萬兩白銀。
▲大生紗廠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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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經商之才。在大生創辦之初，他親自執筆撰寫《廠約》，對自己和幾個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確的職責，獎罰措施、利潤分配方式等都有具體規定，每天下午兩點各部門主管舉行例會，有什麼問題及時在這個會上討論解決。有趣的是，《廠約》細到對招待客人幾個小菜都有規定，平常飯菜二葷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勞兩次。逢節日或招待來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點」，不得超過這個標準。《廠約》之外還有25個章程，規矩達195條，在當時，這恐怕已是中國人自辦企業能達到的最高水準。
由史料可見，張謇開工廠，唯一占了點政策便宜的是，他在南通註冊了「二十年內，百里之內，不准別家另設紡廠」的專利權，算是有了一點壟斷的優勢，不過這在當時也是很通行的做法。
除此之外，大生的壯大幾乎全憑商業上的運作。在紗廠正常生產後，為了降低棉花的收購成本，張謇接著創辦了通海墾牧公司，開始自己種棉花。接著，他又陸續開辦廣生油廠、大興（複新）麵粉廠、資生（鐵）冶廠、阜生蠶桑染織公司、澤生水利公司、大達內河輪船公司、大生輪船公司等等，這些企業都與紗廠有產業上的關聯性，辦廣生油廠是要利用軋花下來的棉籽，辦大隆皂廠是利用廣生的下腳油脂，辦大昌紙廠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腳飛花利用起來，為大生生產包裝紙和翰墨林的印刷用紙，辦複新是因為大生有富餘的動力而且每天漿紗織布需要大量麵粉，辦輪船公司最初是為了大生的運輸需要，辦懋生房地產公司是外來人口漸多需要住房，辦鐵廠則是為了製造織布機、軋花車等設備。
▲通海墾牧公司第一屆股東會的合影
如此完備而精妙的產業鏈打造，完全是大工業製造的理念，不但在當時中國絕無僅有，百年後視之，仍是商業戰略上的正道。當時的英國人曾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推張殿撰之意，凡由外洋運來各種貨物，均應由中國自行創辦。」比張謇小一輩的天津實業家范旭東後來感慨不已地說：「南方的張季直先生（張謇字季直），在科舉施毒那種環境之下，他舉辦的工業，居然顧慮到原料與製造的調和，運輸，推銷，兼籌並重，確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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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開工廠，另外一個大的貢獻是「紳督商辦」，跟盛宣懷的「官督商辦」相比，這是晚清企業的一大進步模式。
作為股份制的大生紗廠，股本中有一半是那堆英國紗機折算過來的官股，所以在一開始它也被稱為是「官商合辦」，不過終張謇一生，他都沒有讓官府的手伸到企業裡來，數十年中，官股從來只拿官利、分紅，並不干涉廠務。身為「總理」，張謇本人雖也是股東之一，但股金不過區區2000兩（在全部資本中只占0.4%），他在大生的權威從來都不是靠資本，靠股份，而是他的狀元頭銜、人脈資源，他以士紳身份，居官商之間，負責全權開工廠，這是他獨有的不可替代的優勢，官替代不了他，單純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
張謇另外一個偉大的地方是，在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他並沒有憑藉自己的權威，將企業一點點地據為己有，這在當年的制度和人文環境中，是多麼容易的事情。在大生事業中，他儘管也有被「神化」的時刻，但是，卻始終受到股東的監督，特別是在經營窘迫的晚期，他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對股東會的指責和壓力。
知識份子下海經商――我們稱之為「士商」或「紳商」，在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漸成時尚。
在晚清，投身於現代工業的新興企業家群體，主要由四類人組成：一是盛宣懷式的官辦商人，二是鄭觀應式的買辦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廣的民間商人，四就是張謇式的士紳商人。中國學者馬敏認為：「在官與商這兩大社會階層之間，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雙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們往往上通官府，下達工商，即所謂‘通工商之郵’，構成官與商之間的緩衝與媒介，擔負起既貫徹官府意圖，又為工商界代言的雙重使命。」
主編《劍橋中國史》的哈佛學者費正清在談及「張謇現象」時指出，19世紀末，其實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產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產階級。像張謇等士紳文人，在甲午戰敗後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於政治和思想動機。其行動是由於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於自願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張謇經商在當時確是引起了軒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兩年後，蘇州另外一位狀元公陸潤庠也宣佈下海創辦紗廠，還有一位咸豐朝的老狀元、已經官居禮部尚書的孫家鼐則命他的兩個兒子孫多森、孫多鑫在上海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機器麵粉廠――阜豐麵粉廠，這些狀元公的行動，可以說是史無前例，驚世駭俗，對於視「工商」為「末業」的中國社會來說，簡直不可思議。
▲阜豐麵粉廠
這一士商階層的陡然出現，因其思想、資本與政治資源的多重組合，很快成為影響中國變革進程的一大力量，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後的社會動盪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