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自：南京論壇NJF（點我看原文）
作者：張朋園
【上】【下】
四、黨派競爭議席
西方社會，有選舉必有競選。民國二年國會的建立，雖然難以令人滿意，但因黨派作用其間，亦有競選意味。首先當略為介紹當時的黨派大勢。民國政黨源流大體可分為兩支，其一為革命派，另一為立憲派。革命派以同盟會為正宗，源於孫中山的興中會、黃興的華興會、章炳麟的光復會。立憲派在清季為憲友會，亦為三方面勢力，一為梁啟超的政聞社，一為湯化龍、孫洪伊等的諮議局聯合會，一為張春的江浙派。民國肇建，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章炳麟 轉而與張譽合組中華民國聯合會，改統一黨，旋又擴大党勢聯合武昌首義派——民社（以黎元洪為中心）組共和黨。不久章氏又退出，維持統一黨。湯化龍、孫洪伊等與梁啟超聯合，先組共和建設討論會，十一月改為民主黨。十二月國會初選時之大勢為國民黨、 民主黨、統一黨。二年四月國會開幕，五月，民主、共和、統一三黨合併為進步党，又形成清末兩大集團局面。（參見表2-3）
所謂政黨，為習慣的稱呼，而非嚴格定義下的政黨。有謂民國初年的政黨，虛有其名，派系其實。此說甚有見地。在清季，革命與立憲之分，一激進，一緩進，旗幟鮮明。革命之後，時移勢易，有原為立憲派而加入國民黨者，亦有原為革命派而加入進步黨者，而兩黨黨義並無明顯之不同。兩黨同以實現三權分立為目標，並不似後來政黨之標榜主義。Maurice Du verger說，現代政黨以群眾為基礎，國民黨與進步黨均不注意此一問題。由此觀之，民初 政黨並不具備現代性的政黨條件。惟Duverger又說，19世紀以至於20世紀初之政黨，以爭取議院席次為主旨。此正說明了國民、進步兩黨的實質。民初兩黨皆精英分子的結合，故與其說他們有政黨的理想，不如說他們是利用政黨的名目以達個人的政治目的。清末精英分子以國是自任，尚有激進與溫和之分。民國人人欲顯身手，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原有的黨派性格消失。除了少數具有遠見者，民國政黨人物並不以發展政黨為職志，故民國政黨實不足以今日眼光衡量之。
國民黨的宋教仁，民主黨的湯化龍，這兩位民主政治的先驅， 在國會選舉期間曾四出活動及發表演說，增加了選舉的聲色。尤其是湯化龍，一位頗為自信的政治家，他以為民主黨有原諮議局的基礎，必定會在選舉中獲得勝利，嘗自上海溯江而上，每至一處則發表演講，並在當地建立民主黨的分支部。可惜我們不能獲知其演說內容，亦不盡悉其設立分支部後的活動。
國民黨佈置選務較有計劃。以該黨在湖南的活動為例，湖南是宋教仁、黃興的家鄉，宋、黃於革命後即銳意在家鄉經營黨勢，首先拉攏原立憲派人譚延闓加入國民黨。譚氏是否入黨，不得其詳，但同情國民黨，似無疑問；因此湖南實在國民黨掌握之下。競選期間，宋教仁又派遣老同盟會員仇鼇回鄉主持選務。仇氏接替劉人熙為民政司長，成為全省的選舉總監督；選務皆由黨員負責，“佈置了全省的選舉網”，得到了一次“壓倒性的選舉”。
鐘才宏是湖南選出的眾議員，他對於國民黨的“選舉網”有進一步的說明。他說湖南共分五個選區，每一區均有招待處（即競選辦事處），省支部撥款二千元為競選費用。競選人有公開的演講, 也有海報，似乎相當吸引人。
眾議院議員統一黨人王紹鏊謂，大部分競選演說都在茶館中進行。中國的茶館原屬說書談天的地方，這次竟發生了政治性的作用：
當時的競選活動，除了一些人暗中進行賄賂外，一般人都採取公開發表演說的方式。我在江蘇都督府任職期間，曾抽暇到江蘇的蘇、松、泰一帶作過四十幾次的競選演說。競選者作競選演說大多是在茶館裡或者在其他公共場所裡。競選者帶著一些人，一面敲著鑼，一面高聲叫喊“某某黨某某人來發表競選演說了，歡迎大家來聽呀！” 聽眾聚集時，就開始演說。有時不同政黨的競選者在同一茶館裡同時演說，彼此分開兩處各講各的。聽講的大多是士紳和其他中上層人士。偶爾也有幾個農民聽講， 但因講的內容在他們聽來不感興趣，所以有的聽一會就走了，有的坐在那裡也不聽。
除了演講之外，其他較有意義的活動並不多見。時人批評，多謂各黨不知運用有效的競選方法。茲引《順天時報》評語一則如下：
政黨各員對於此種選舉皆未習慣，一般有選舉權人民之政治思想頗屬幼稚，不能使此次選舉呈露活潑之光景，如先進列國之比其結果。各政黨之運動方法毫無系統，不聯絡本部支部，以致脈絡不通。於是各省之中，或為國民黨占全勝地方，反被共和黨所敗；或為共和黨根據地方，反為國民黨所利用；或有民主黨本期失敗而意外優勝之地方；或有同籍一黨互相競爭而被他党收漁父之利地方。
既不知運用正當的方法，在競爭中則不免正面衝突。國民黨與民主黨的衝突最為厲害。以直隸省的滄州為例，有一則報導說：
直隸滄州第四區國會複選之前一日，國民黨因強迫投票（強令他黨投本黨票一原注），硬將民主黨李寶書、趙熙兩人捉去，前呼後擁數十人，有三人持槍威嚇，種種強迫卑劣手段，令人髮指。滄州知事徐君樹廷以投票須選舉自由，何得強迫從事，持槍捉人，擾亂治安？當即前往南門國民黨事務所與之嚴重交涉，始將李、趙放出，然仍扣住李、趙二人之證書，聞民主黨已提起訴訟雲。
這一則報導，無論其立場如何，足見兩黨衝突之一斑。
最令人不解的，是一位叫吳寶璜者之控告湯化龍。吳氏的訴狀指湯化龍向其賄選而未兌現：
具訴狀人吳寶璜，為營謀被欺騙鄉愚懇請傳案追訊事：竊公民來自田間，不謀世事。本月三號，以眾議院初選當選，赴第三覆選區投票。初六日即有同鄉湯用彬、石山儼介紹于湯化龍，囑投伊票，甘言媚詞，而受關節，許投票後酬洋三百元及後種種利益。民思本區覆選，既有張大晰、彭漢遺買票於先，今又有湯化龍買票於後，必系正當行為，遂慨然應允。及投票，遂照關節行事，出場後即向伊等寓所追索前款。湯化龍已杳如黃鶴，石山儼、湯用 彬則左支右吾。與之再四理論，僅給紙洋二十元。爾時尚有同鄉李之萬在場，同為質證。似此誘導投票，欺騙鄉愚，若不徹究，則狡詐者視為長策，終受牢籠。如此跪叩廳長台前，伏乞傳案集訊，追繳前款，是為德便。上呈，計證人李之萬、證物紙幣二十元。
此一訟案，《時報》指為國民黨誣陷湯化龍的一個苦肉計，因為湯化龍在革命時期與同盟會人多有不合，且湯為名士，“如能打倒，則對(國民)党之前途阻礙減少”。《時報》又說，國民黨許諾每月津貼生活費二百四十元，所以吳氏才不顧本身受賄之罪嫌而出面告發。事實真相無從査知。本案似未成立。湯化龍不僅順利當選議員，且進而出任議長。這一件訴訟公案，只證明國民黨與民主黨 之衝突，從競選時期便已十分嚴重。
以上之討論，以兩個意識形態不甚明確的集團為基礎，所強調的不是某種理想的消長，而是民主政治尚在幼稚時期的實況。政治世俗化(Political secularization)所要求者在富於理性、長於分析、注重經驗。政黨政治可以幫助社會化，可以促成世俗化，但 一種體系或制度的移植，其歷程是漫長而崎嶇的。民主政治在中國，清季以諮議局為試驗，民元國會亦當以實驗論，一切有待培植。
五、議員成分分析：精英分子的造型
參與系統是精英分子出頭的機會。中國傳統以科舉制度選拔統治精英分子。自1905年此一制度廢止之後，直至國會選舉才開啟了一條新的出路，其競爭之激烈，從上述競選期間的形形色色，已可想見。但究竟什麼人當選了？目前回答此一問題，遭遇若干不能完全克服的困難。859名議員之個人資料，除年齡籍貫有完全之記載，教育背景及社會經歷則多殘缺。日人佐藤三郎曾編 《民國之精華》一書，收列兩院議員452人之小傳，為全部議員52. 52% ；進一步查閱有關資料，再得47人，合計為499人，增為58. 1%，僅此而已。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惟有就此資料作為抽樣分析。此一抽樣之可信程度，不敢遽下判斷，惟經比較之後（詳下文）可得若干解釋。再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甘肅等邊遠地區之未知數將近百人，而蒙古西藏等地之議員全部由中央指派。當時北京政府對邊區釆取懷柔羈縻政策，議員多授予貴冑王公，此輩世襲貴胄多無經歷及教育背景可述。如剔除此百人，未知數即減至25%左右，雖不能一般化，抽樣分析則不至失真。再者，日人佐藤三郎編纂《民國之精華》之動機何在，在此固不必追究，而“精華”二字與社會學上的“精英分子”（elite）相近。西方學者以精英分子觀念觀察上層社會之特性，《民國之精華》蓋有此傾向，兩院精英分子當已包括其中。
年齡：首先討論兩院議員年齡，此有完整之資料。參議院263人，平均36.6歲。眾議院596人，平均36. 3歲。兩院平均36.45歲（見表2-4、2-5）。利用分組法觀察（5歲一組，參院分八組，眾院分九組），可以看出30—34歲者人數最多（參院115人，43.73% ；眾院193人，32. 38% ），35—39歲者次之，40—45歲者又次之。50歲以上更少，60歲以上僅得6人。
初入議院年齡若多數不超過35歲，並不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是革命後的政權，其政治精英分子多半年輕，民元議會即為一例（中年以後鮮有從事革命者）。年輕人缺乏政治經驗，往往用革命時的激烈手段處理政務，操之過急，以至於壞事。民國初建，國會議員處處強調責任內閣，放論限制總統權力，此為共和政治不能穩定原因之一。法國政治學家Mattei Dogan謂入議院之最佳年歲在45歲左右，此時年富力強，心智皆已成熟。民元參眾兩院40—49歲之議員為數20%上下，顯示持重者不能左右多數，尚難產生有為的政治家。60歲以上的議員不過數人，則屬一可喜現象，蓋六十以後入議院者，其目的多不在政治。民國經革命而建立，年老者入議院的機會較少。
（二）教育背景：清末民初是中國的轉型時期。C. E. Black論中國新領導階層的崛起，以1905年之科舉廢止為轉捩點。按科舉廢止之次年，新式教育代興，一面國內普設學校，一面大量派遣學生出國留學，中國知識份子造型為之一變，根據499名議員資料觀察，其中257人（51.5% ）仍有傳統功名，可見傳統的因素依然相當濃厚。但是這257人中58人（11.66% ）已轉而接受國內新式學校教育，105人（21.05%）前往日本（英、美）留學，僅只94人（18.84%）于傳統功名之外，未曾自求蛻變。499人中242人（48.50%）為完全新 式教育出身，而不具傳統功名；89人（17.84%）為國內新式學堂畢業，153人（30.66%）留學日本。（見表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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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教育背景，以之與前清諮議局議員比較，該局1288名議員之有傳統功名者高達89%，有功名而又至日本留學者，約為20%，可見先後不過五年時間，知識份子已有甚大轉變；傳統士紳衰退，新式知識份子興起。1909年之諮議局選舉，距科舉制度之廢止不過四年，新的因素已很明顯，此與1900年前後留學風氣的展開及國內新式學堂在1902年以後相繼出現很有關係，民國元年國會選舉，較諮議局的轉變尤為顯著。自表2-6中觀察，下層士紳較有自我調整的能力，上層士紳亦有不甘示弱者，但顯然的，年輕者更具自我調整的願望。
在此必須對新式教育進一步說明。表2-7中將接受新式教育之405人（無論其是否曾經獲得傳統功名）細分為留日、大專、法政、師範、自治五類，加上傳統功名者94人（不具任何新式教育），共六類，以觀察其比例。清季自設學堂而新式教育興起，預備立憲期間，各省普設法政學堂及自治研究所，一則培植人才，再則灌權利思想。法政學堂有一年二年不等，其程度不過今日之初級專科學校。自治研究所則為三數月或半年不等之短期訓練，有無功 名均可參加，程度不超過今日高中生。師範學校則為培植師資而設，入學者亦多下層士紳，在學一年二年不等，程度與法政相當。此處之大專界說則甚鬆懈。清末民初國內已有大學堂，但其程度亦難與今日相提並論。留學日本，程度亦參差不齊。1900年後中國留學生大量湧入日本，1906年之際，已超過二萬人。日本為應付大量中國留學生之要求，速成學校如雨後春筍，亦不乏開學店圖利者，真正進入東京或京都之帝國大學者，十不得一。故此處之留學程度實不宜過於高估。惟20世紀之開始，日本維新已有三十餘 年，氣象蓬勃，能至日本一遊，耳目為之一新，觀念自然隨之有所改變，留日學生雖未必深入書本汲取新知，所見所聞刺激其求變思想，實為回國後推動改革的原動力。然日本模仿西方，我人再模仿日本，一再轉手，欲求瞭解三百餘年來西方的巨大轉變，無異戴面紗者之觀察事物，難免有看走樣的地方。議員中留學歐美者僅數人，尚難發生作用。
（三）社會背景：自教育背景而可以推測此輩議員的社會背景。以科舉出身而言，功名與財富往往結為一體；貧寒者固然有獲得功名的機會，財富則直接間接予爭取功名者若干便利。應考者的基本要求為儒家典型，此非長時期的培育不可，自義學、私塾發蒙以至於書院攻讀，家境若不富裕，絕難接近功名階梯。我國舊日人口百分之八十為文盲，顯示識字已非易事，況乎侈談爭取功名。新式教育亦屬同樣性質。歷來讀大學者屈指可數，負笈海外幾可視為特權。舊日財富以土地為標準：士紳階級多自稱“來自田間”或“世代務農”，他們正是社會主義者所指的“地主階級”。一言以蔽之，民元議員多數來自富有之家庭，屬於上層社會（賄選亦可以看出財富的關係，沒有財力甚難當選）。個人為維護自身的利益，往往形成保守的態度，民國議員之保守，與此有絕對關係。
（四）經歷：觀察議員的經歷背景，可以探測他們對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的瞭解程度，所代表的社會成分。惟競選者所登記的職業，不一定是他的真正本業。一個實業家可以說他是某某學校的董事，一個偶然投稿的人可以說他是新聞從業者，故討論此一問題時必須特別慎重。根據496人之資料，兩院議員來自不同的職業 階層，此處將之歸納為政府官吏、教育界、新聞界、工商界、律師、議員、革命等七類（見表2-8），以議員、官吏、教育三類所占比例最大，茲分別說明如下：
議員出身者170人（34.27%）。所謂議員，凡曾任前清諮議 局、資政院、縣議會及民國之臨時參政院、臨時省縣議會議員均屬之。其中以出身諮議局者最多（99人），餘則數人或十數人不等。此類人物非無他種經歷，惟因競選國會議員，所以特別強調其有議員資歷。西方民主國家，政治家多出身議會。英國議員之平均任期為九年，論者謂英國議員任期長，所以不斷有傑出的政治家出 現。法國不如，平均任期一年九個月，所以有為的人物不多見。民初議員雖然少數人有諮議局三年之經驗，臨時參議院一年餘的閱歷，皆不能以正式議會議員視之，其他地方議會更是無論。嚴格言之，民二國會議員無實際議會經驗，此所以在議會中不知如何運用議論技巧，彼此意見不合，動輒衝突毆打。對於政府，一味強調責任內閣，不知進行協商；大言限制袁世凱的權力，豈知袁氏擁有武力後盾。這是中國民主政治失敗的原因之一。
有政府經驗的議員150人，30.25%，占第二位。從政經驗有助於議論，但此類經驗大半在清季，于共和政治無實際裨益。再加上多數屬於有功名者，趨向保守，形成了民元議會的另一保守因素。
出自教育界106人（21.37% ），占第三位。汪一駒謂留學生回國之後的出處，不入官場則入教育界，鮮有例外。其所以如此，蓋政府容納量有限，不能立即獲得官職者，惟有暫時棲身教育界。議會既為精英分子出頭的機會，從教育界轉入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有謂從事教育者適於出任議員，他們有足夠的知識、充裕的時間以從事議會活動。這或許是民初議會最值得重視的一個有利因素。
出身律師、新聞事業、工商實業界者僅數人，此與專業精神之尚未出現有直接關係。我國之有專業律師在1910年代之初，新聞事業及工商階級雖已興起，專業精神尚未確立。Dogan論議會人物，律師及新聞從業者最為合適。然中國此時尚無從有此要求。
表2-8中有革命一欄，56人（11.29% ），此為不得已之處置, 因為資料中僅此一項記載。同盟會員皆入此一欄。國會中之同盟會員不只此數，雖然國民黨改組時吸收了若干士紳及立憲派人，同盟會員仍為基幹，此為國會中的激進因素。
（五）兩黨在議院中的大勢：政治學家Duverger謂研究黨派關係最大的困難為不能獲得黨員名錄，我們亦有同樣的遭遇。但是民國2年11月4日袁世凱沒收國民黨議員證書448人，有此根據，兩黨大勢已很明顯。表2-9探討兩黨議員的平均年齡，以國民黨為一組，非國民黨則納入進步黨，其他小黨附之。所得結果，平均年齡極其相近(參議院國民黨141 人，平均36. 6歲；進步黨122人，37. 3歲；眾議院國民黨307 人，33. 2歲，進步黨289人，37. 9歲；兩院平均，國民黨34. 9 歲，進步黨37.6歲)。因此，以年齡論，實不能看出兩黨的激進緩進關係。
再看兩黨中的傳統因素。兩院中之有傳統功名者，國民黨45人(9.02% )，進步黨48人(9.61% )。國民黨接受新式教育者(不論有無傳統功名)238人(47. 69% )，進步黨168人 (33.67% )，顯示國民黨的新式教育因素大於進步黨；換而言之，國民黨具有進取或激進的性格，進步党則溫和而保守。(參看表2-10)
以上之背景分析，已可看出20世紀初葉中國精英分子正處於一個急速蛻變的時代：1905年科舉制度未廢止之前教育是傳統的，之後，新式教育代興；這一制度的興革，使精英分子的造型隨之改變。由於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餘年的專制政體，極端保守的傳統因素亦急遽消失。但是由於蛻變中的精英分子大多來自富裕的家庭環境，受過新舊不同的教育，進取與保守的態度形成了一個矛盾的狀態。如果借用傳統性與現代性(tradition-modernity)的對比觀念來觀察1910年代的精英分子，可以做成一個假設性的關係互動圖解(如圖2-1)：
這一個假設性的圖解，又可做成下面幾項暫時性的結論：
（1） 從教育背景來看，精英分子之接受新式教育者，其現代性大於傳統性。換而言之，在傳統下出身的士大夫階級，其傳統性大於現代性；新舊教育兩者皆有接觸者，傳統性與現代性趨於均衡；接受新式教育多者，其現代性大於傳統性。比較之下，第三種形態漸趨優勢。
（2） 就年齡關係看，越是年輕，其現代性越大，反之適得其反。當然年齡與新舊教育的關係是互動的，年輕者多半由傳統的教育轉向了新式的教育，所以容易接受現代性，年老者比較缺乏調適的勇氣，所以傳統性依然很濃厚。因此，年輕者進取，年老者保守，這一個現象似乎是蛻變中社會的特色。
（3） 就黨派關係看，國民黨的現代性略勝於進步黨，這與兩黨黨員的教育背景及年齡關係等互動因素有關。
（4）就職業關係看，來自教育界及曾任政府官吏者甚多，從事革命而未有其他經驗者次之，其他均不足論。新式職業、教育家、從事革命者的現代性大於官吏與商人。
民初是一個迅速變遷的時代，政治參與在萌芽中，精英分子亦在蛻變中。雖然傳統已逐漸衰退，現代化的方向並未確定。論者謂中國自清末已朝向民主政治的方向發展，而不幸竟走向了威權的發展。實則民初的國會選舉，有民主政治的外觀，尚少民主政治的實質。大眾人民在這次空前的大選中是茫然的，對政治有興趣的只有極少數的精英分子。精英分子的造型是半傳統半現代性的，他們有求變的觀念，但自身的利益優先。那茫然的群眾是孤苦無依的。中國未來的變遷將是市民階層的覺醒，因此中國將繼續變化，繼續追求一個理想的方向。（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第76—110頁）
2019年5月31日，張朋園先生在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辦公室。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