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自：南京論壇NFJ（點我看本文）
作者：丁健
▲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召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選出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十分關鍵的歷史人物，是中國民主革命道路的重要開創者和引路人，為謀求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富強而奮鬥一生。歷史地審視辛亥革命過程中孫中山的偉大地位與作用，不僅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抵禦孫中山研究中存在的歷史虛無主義及各種詆毀杜撰不實之傾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當然，這不是一個新題目，研究的內容亦是老生常談的問題（1）。對此進行再研究，目的是通過從整體上探討孫中山與辛亥鼎革之際的政局變遷，以稍微宏觀的尺度與視角，使人們從辛亥革命期間有關孫中山研究的支離瑣碎中走出來，力圖客觀真實地再現孫中山在辛亥鼎革之際維護國家統一、創立民國、實現和局、捍衛共和等方面做出的重大貢獻。
01
適時回國，推動革命進展
武昌起義一炮而響，全國紛紛響應，不到半月，清政府就呈土崩瓦解之勢。就連在海外繼續籌款準備再次革命的孫中山亦感歎稱奇：「此次武昌事起過於神速」，轉而又覺得「未能十分預備，故困難之點尚多。」（2）正是體味到武昌起義後國內局勢尚有諸多困難之點，孫中山頗想在歐洲打開局面，為國內革命積極開展外交，奔走於各國政壇，無奈列強諸國「嚴守中立」，成效不足。面對國內革命形勢日新月異，革命陣營內部種種複雜情形，以及講和聲浪的擴大，孫中山決定主動歸國，承擔歷史使命，推動革命向前發展。孫中山適時歸國，立即提振了革命士氣。《申報》《時報》《民立報》等各大報刊亦連篇累牘報導，孫中山一時成為南北輿論焦點，民眾對其亦抱有很大的期望，「非孫莫屬」響徹寰宇。但是，明眼人都知道，盛況背後亦潛伏著各種未知的變數，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是孫中山的何去何留。因武昌起義後，革命派內部經過各種協商與妥協，已經基本形成了至少兩個頗具規模的中心：一個是以湖南、湖北為中心，一個是以江浙、上海為中心，而且各自都有一套自己的組織系統。儘管「民眾」一致呼籲孫中山是革命黨人的天然領袖，但真正落到實處，尚有諸多困難，或者說談何容易！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對國內政局洞若觀火、身臨其境的廣東都督胡漢民力勸孫中山留粵，以待時機，再做打算：「滿洲政府人心已盡去，惟尚有北洋數鎮兵力未打破，故得延其殘喘。袁世凱實叵測，持兩端，但所恃亦只此數萬兵力。此種勢力未掃除，即革命無由徹底。革命無一種威力以鞏固政權，則破壞建設，兩無可言。先生一至滬寧，眾情所屬，必被推戴，幕府當在南京，而兵無可用，何以直搗黃龍？且以選舉克強之事觀之，則命令正未易行，元首且同虛器，何如留粵，就粵中各軍整理，可立得精兵數萬，鼓行而前始有勝算。盡北洋數鎮之力，兩三月內，未能摧破東南，而吾事已濟，以實力廓清強敵，乃真成南北統一之局。滬寧相較，事正相反，若鶩虛聲，且貽後悔。最近福建、廣西、貴州諸省，正以甯、鄂當沖，有暫推粵為首都之議，吾輩方謙讓未遑，先生則可控摶此局。」（3）胡漢民的顧慮並非多餘，其至誠、善意地提醒孫中山局勢複雜多變，留粵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面對跟隨自己革命至交至近的胡漢民的良言相勸，孫中山不為所動，反主張積極踴躍趕赴南京，主持大計，推動革命繼續向前發展。孫中山謂：「以形勢論，滬甯在前方，不以身當其沖，而退就粵中，以修戰備，此為避難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領屬望，至此其謂我何？我恃人心，敵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長，而用我所短？鄂既稍萌歧趨，寧復有內部之紛糾，以之委敵，所謂趙舉而秦強，形勢益失，我然後舉兵以圖恢復，豈云得計？朱明末局，正坐東南不守，而粵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轍？革命軍驟起，有不可向邇之勢，列強倉猝，無以為計，故只得守其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勢頓挫，則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慮？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州，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州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任，子宜從我即行。」（4）孫中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氣概溢於言表，且勢不可擋，表現出一個革命家勇於擔當、勇於作為、善於作為的高貴品格。孫中山心裡清楚，在革命形勢日趨複雜、困難顯現之際，退縮、回避、等待時機，都不是最佳選擇，只有積極主動去迎接革命、敢於挑戰，捨我其誰，才是切合理想追求的。先前湖北湖南集團、江浙集團之間的不和諧，內部爭鬥和大局意識不足，削弱了革命黨整體力量，亦使得清廷和袁世凱有機可乘，利用和談分化瓦解革命力量，特別是拉攏湖北湖南集團的黎元洪、黃興。孫中山歸國，並主動到上海、南京承擔和完成革命歷史使命，不僅給國內革命黨人帶來了「革命之精神」（5），提振了革命士氣，凝聚了力量，而且也促進革命陣營內部更為團結和統一，增強了反清反袁力量，有力地形成了與清廷對峙的南京政權中心，打亂了清廷和袁世凱對付革命的策略。
02
創立民國，推動政治轉型
清末各種救國思潮中，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勢力，力主建立民主共和國為救亡圖存之妙藥，並創建革命團體，進行廣泛革命宣傳，舉行數次起義，踐行共和政治理念，遺憾的是先後都失敗了。而武昌起義一舉成功，並造成席捲全國的革命運動，可謂建立民國的時機已然成熟；但在孫中山歸國前，輿論中也已然指出革命派未建立南北統一政權的潛在危險。
孫中山歸國後，立即開創性地進行了建立民國的嘗試。為何孫中山一歸國就能夠形成上下一致建立民國的共識？在此之前，為何沒有立即成立民國的舉動？這與當時革命黨內部組織渙散、立憲派舊官僚的投機不無關係。對此，胡漢民深有體會，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革命黨內部意見分歧嚴重：
「章（指章炳麟）嘗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同志多病其妄。章又造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之口號。……江、浙之立憲派人，如張謇、趙鳳昌、湯壽潛之屬，陽逢迎之。章喜，輒為他人操戈，實已叛黨。鈍初居日本，頗習政黨縱橫之術，內挾克強為重，外亦與趙（鳳昌）、張（謇）、湯化龍、熊希齡相結納，立憲派人因樂之以進，宋之聲譽乃驟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終以黨人故，克強不敢奪首領之地位，鈍初始欲戴為總統，己為總理，至是亦不得不服從黨議，然仍主張內閣制。」（6）
不僅如此，關於如何建國、建立什麼樣的政權問題上，革命派內部也不統一，「大抵分為三派之說：其一為持中國固有之宗法理論思想的，則謂：『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此派顯指黃興而言。其次為持歐西無政府主義者，則謂：『權力為天下之罪惡，為政權而延長戰爭，更無可以自恕。』此派顯指吳敬恒、李石曾以及汪精衛等而言。……其三為僅識日本倒幕維新，而傾向於立憲主義的，則謂：『武裝革命之時期已過，當注全力以爭國會與憲法，即為鞏固共和，實現民治之正規。』此派顯指宋教仁而言。」（7）姑且不論身為當事人，胡漢民的認識是否存有偏頗，但至少透露出了革命黨內部不團結的事實，也說明了孫中山回國前未能建立中華民國的重要緣由。
由此可見，全國革命聲勢表面上十分強大，但暗地裡已經是激流湧蕩，險象環生。處此嚴酷境遇之下，孫中山力挽狂瀾，迎難而上，十一月初六日歸國，初十日便被選為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並決定於陽曆元旦入南京就職，立即著手開啟創建民國的一系列程序。
其實，早在歸國之前，孫中山在與其英國老師康德黎的談話中就明確表露要建立民國政府的心聲：「余於共和政府之大統領毫不在意。惟維持中國前途之責任，餘可擔當。今之中國似有分割為多數共和國之象，余甚希望國民速建設一善良之中央政府」（8）。其在致反正的清廣東提督、第二十五鎮統制龍濟光函中亦樂觀地提到：「現在各國政府士夫，均望文速歸，組織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財政、外交皆有頭緒。此外問題，亦因之迎刃而解。當今政策，莫大乎此。」（9）由此可見，成立民國政府，在孫中山看來是民意所歸，責無旁貸。但真是到了籌組政府時，卻不是那麼容易。在閣員組成上，「部長取名，次長取實」即是明證。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立即發表宣言，宣佈統一各省軍事、民政、財政，合漢、滿、蒙、回、藏五族，統一而為共和國家。宣誓：「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10）並定國號為「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成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是「革命時代之政府也」（11）。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重要檔、制度建設都具有政治上的開創性，相較即將倒臺的清政府具有明顯的進步性。首先，它否定了中國存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否定了「家天下」，開啟了民國時代，加速推動近代中國政治現代化轉型。其次，南京臨時政府短短三個月的施政和建設，儘管千頭萬緒，但是明確了發展與建設的主題與方向，是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革命理想的重大實踐。復次，構建了現代國家的雛形，影響深遠。雖然民國後關於政體國體問題吵吵嚷嚷，但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形式還是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其所確立的政體模式也基本被繼承下來。最後，孫中山首創的民國是在南北對峙的環境中成立的，其所制定的許多政策、法令等措施，雖未來得及實踐，不少規劃尚停留在紙面上，但這並不影響其政治創設之偉大。
（1）有關辛亥革命史、孫中山整體一生的研究，都曾圍繞此一問題進行過史實重建和深入探討。而最直接的論述且比較有代表性的專論主要有：胡繩武、金沖及：《孫中山在臨時政府時期的鬥爭》，《歷史研究》1980年第2期；張磊：《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韓明：《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原因新論》，《歷史研究》1986年第5期；胡繩武：《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的歷史環境》，《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丁賢俊：《論孫中山民元讓位》，《歷史研究》1988年第6期；張磊：《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廣東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廖大偉：《歸國與開局：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前後心路行跡釋意》，《史林》2013年第1期，等等。
（2）孫中山：《與英國記者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59頁。
（3）胡漢民：《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總第45號第52-53頁。
（4）《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總第45號第53頁。
（5）孫中山：《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3頁。
（6）《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總第45號第55-56頁。
（7）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版，第137頁。
（8）孫中山：《與康得黎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59頁。
（9）孫中山：《致龍濟光函》，《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70頁。
（10）孫中山：《臨時大總統誓詞》，《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頁。
（11）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頁。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