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刮一陣子又走，雨下一會兒又停，百年前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城市（湖北武昌城）發生了一件驚天覆地的事，「武昌起義成功了……」兩湖總督瑞澂逃跑了，當革命黨人光復了武昌、漢口、漢陽，革命志士李賜生在武昌蛇山警鐘樓升起武昌起義九角十八星旗，中華民國國號正式出現，81天後中華民國正式誕生，123天後清廷退位，為了紀念這個偉大的日子，中華民國將他訂為雙十國慶日。
而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後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百年來眾說紛紜，當局者不清，旁觀者更不明。但歷史不容許不清不明，同時正因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個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霧，廓清、袪魅、還原。百年彈指，殷鑒不遠，讓我們聽聽，曆史會告訴我們些什麼……
同盟會成立時，很多省份的人都在東京，後來他們都回到自己省裏來，作為一個個火
種，建立了本地的革命組織，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因此貫徹到全國各個角落，武昌起義成
功了以後，大家都擁戴孫中山做總統，這無非是同盟會撒下的革命種子。
說起辛亥革命，我們都知道，1911年，湖北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共同發動
了武昌起義。這兩個革命組織和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究竟是什麼關係？字眼上「文學社和共
進會」看起來並不是同盟會的下屬組織，但實際上跟同盟會，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首先從
革命組織上來看，同盟會跟革命組織文學社、共進會的關係都很密切。文學社是從早年的革
命組織－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到群治學社、振武學社這樣演變過來的（為求生存發展不斷換
名稱）。民國時期，日知會的老會員曾經立過一個日知會紀念碑，在碑文裏也曾提到日知會
是湖北革命的一個源頭。而日知會跟同盟會的關係又非常深，日知會裏面的部分成員，同時
也是同盟會員，具有雙重身份。與此同時，同盟會東京總部是把日知會，做為它的分支組織
來看待的。1905年冬任余誠為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受命回到湖北來發展組織(余誠之前有
幾任湖北分會的會長都沒回過湖北)。余誠回到湖北後，主要是依托日知會與劉靜庵合作來
發展組織，並謀劃響應萍瀏醴起義。所以日知會員在他那個時期，基本上是集體加入了同盟
會。可以說當時的同盟會湖北分會跟日知會實際上就是一個組織兩塊招牌（會名）。
有一次孫中山乘船前往越南籌募革命經費，過吳淞口時，法國情報官布加卑奉法國陸軍部長之命登輪求見。布加卑透露了法國政府有讚助中國革命事業的意願，表示先可派數名軍官協同到內地了解革命實力。不久孫中山即派遣同盟會員喬義生..等，陪同法國軍官分赴各省考察，1906年就派了同盟會喬義生陪同歐幾羅來到湖北，聯繫上日知會，當時日知會在一個學校的操場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約500餘人到場，其中甚多新軍戰士，歐幾羅也在會上發表演說。這個情況被湖北當局關注到了，便把歐幾羅的活動上報清廷，清廷就向法國大使交涉。經過此事，日知會也受到清政府的關注，後來為了響應萍（鄉）瀏（陽）醴（陵）起義，同盟會曾派過幾個人到武漢，就完全被清政府盯住了。加上有人告密，湖北當局一下抓了九個革命黨人。但日知會跟教會有關係，當時教會的負責人、傳教士等都支持革命，認為他們是文明革命。所以那九個人被抓了以後，教會出面了，最後一個也沒有殺。這件事，史稱“丙午黨獄”。
（日知會會員如：劉靜庵、孫武、吳兆麟、王憲章、蔡濟民、熊秉坤、李長齡、彭楚藩、劉復基…多為武昌起義的骨幹）
共進會的成員主要是由在東京的一部分激進的同盟會員和留日學生組成。他們認為同盟會的活動過於徐緩，且總部設在海外東京鞭長莫及「人人談革命、人人難革命」，所以在同盟會以外成立了一個組織，取“共進會”這個名稱，就是要跟同盟會黨共同進步、進行。也有人說它是從同盟會分裂出來的，但覺得不能叫分裂。它等於是在同盟會外面成立了一個組織，所以亦有人稱之為同盟會的【別動隊】也堪稱貼切，它還是以同盟會的綱領為綱領，以同盟會的總理為總理，只是把綱領裏面的“平均地權”改為了“平均人權”，至於為什麼要這麼改？“平均人權”？共進會員後來寫的回憶錄說，之所以要改為“平均人權”，是因為“平均地權”太深奧了，會黨群眾不太懂。而“平均人權”比較通俗易懂，會黨群眾容易理解一些，比較能夠接受這樣的口號和綱領，畢竟人嘛，大家都有平等的權利，這樣說當然好理解一些。
共進會從東京回來後，在武漢地區成立組織。共進會和同盟會關係也很深，很多人也是雙重身份。1911年譚人鳳拿了同盟會一千塊錢到湖北資助革命的時候，就曾拿過幾百塊錢給共進會。所以從組織上來說，共進會和同盟會還是有聯係的；從思想上來說，共進會雖然把孫中山同盟會的綱領改了一個字，但是他畢竟還是接受了前面的三句話“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文學社的口號則是“推翻清朝專制，反對康梁的保皇政策，擁護孫文的革命主張”。開宗明義就說明他們對孫文是非常擁護的。文學社也好，共進會也好，他們都遵從孫中山的主義的。（如同盟會居正，是同盟會鄂州支部領導，亦是武昌首義的骨幹；另共進會：如會長孫武是同盟會會員….等都是武昌起義的骨幹，文學社會員於武昌起義成功後，集體加入同盟會）
湖北著名的革命黨人張難先的《湖北革命知之錄》，這本書談到中國革命的源泉時，大量介紹了孫中山的思想、革命活動，最後他總結道：“此即吾國革命之泉源，亦即吾鄂辛亥首義之泉源也，嗚呼盛矣。”也就是說，他認為孫中山的思想不僅是我們全國革命的源頭，也是我們湖北革命的源頭。在臨起義的時候，起義軍也大多認為自己是受孫中山倡導的。根據打響第一槍的熊炳坤後來回憶，起義前夕，當天晚上軍隊裏面比較騷動，有個隊官就問他，今天晚上會不會有什麼行動呢？他說有可能吧，聽說三十一標要發難。他又問是不是孫黨呢？熊炳坤說當然是孫黨，全國的會黨都是孫黨，發動的肯定是孫黨。與此同時，當天晚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要起義的消息不脛而走，大家都有這麼一個概念：孫黨要造反。
在精神上是接受孫中山的引導，在武昌起義陽夏保衛戰時，有一個下級軍官叫甘績熙的，他有一天晚上看到夜空中有一顆很亮的星，就問戰友：“這是不是孫文的將星？”戰友說可能是，不是孫文的將星，怎麼會那麼亮呢？這說明戰士們在最艱難的時候想到的是孫中山，是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鼓舞著他們戰鬥。也就是在思想上都自覺承認自己是孫中山的兵。另外，當時清朝派端方帶湖北的軍隊去四川鎮壓保路運動，結果武昌起義爆發以後，那邊的軍隊走到資州的時候，就把端方殺了。他們誓師的時候，陳鎮藩就宣布：“恪遵孫中山先生使命，抱定革命宗旨，打倒專制淫威，達到排滿目的。”這就很明確地表示，他們是遵行孫中山的宗旨來進行這個起義的。孫中山在自傳中亦稱：“武昌起事第一日則揭櫫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為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
武昌起義後的實質革命進展，如湖北軍政府使用的國號(中華民國)、年號(黃帝紀年)，都是按照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當年製定的同盟會《革命方略》的設計來實行的。包括很多軍政府使用的文告，都是延用的同盟會之前製訂的文件內容，有的只是稍微改變點文字。比如說同盟會曾起草的對外宣言，承諾將遵守清政府跟他們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及保護他們在中國的利益等等。武昌起義之後，湖北軍政府直接把這個對外宣言改成給漢口領事的照會。我曾經做過一個比對，發現七條內容，從文字到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說武昌起義之後，湖北軍政府很多措施都是按照孫中山和同盟會的制度安排來做的。起義的時候，來不及搞民生主義。後來安定一點以後，他們就發表了一個文告，明確要實行民生主義，內務部關於保存實業的一個告示，就說“謀將來實業之發達，而籌民生主義之進行”。湖北軍政府在革命程序上也完全按照孫中山設定的三個程序，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所以武昌起義以後，馬上建立一個軍政府，那就是屬於軍法之治，他們又通過宋教仁、湯化龍起草了一個《鄂州約法》，這就為推行約法之治做一個準備。在這個約法裏明確說到將來中華民國正式憲法頒行後，此約法就作廢，按憲法來執行，這相當於為憲法之治做了鋪墊。
另外從人事上面也是有關的，同盟會的很多領袖、骨幹，都來武昌參加起義工作，比如說譚人鳳代表同盟會中部總會來促進文學社和共進社兩派的聯合，後來兩派都把自己名稱取消，統一成立了一個聯合起義指揮部，沒有再打自己的旗號，包括軍事指揮部和政治籌備處。在起義前，武漢就曾派人到上海去請過黃興、宋教仁。（日知會會員如：劉靜庵、孫武、吳兆麟、王憲章、蔡濟民、熊秉坤、李長齡、彭楚藩、劉復基…多為武昌起義的骨幹）（如同盟會居正，是同盟會鄂州支部領導，亦是武昌首義的骨幹；另共進會：如會長孫武是同盟會會員….等都是武昌起義的骨幹，文學社會員於武昌起義成功後，集體加入同盟會）
而且武昌起義絕非偶然，當要起義之前，就已經派人告訴同盟會，武漢要行動了。所以說武昌起義，絕不是像有人說的那樣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早就策劃好、有預謀的。如民國時期的軍事理論家蔣方震（百里）在【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中指出，歷次革命皆自外鱳，其勢不堅，而武昌革命則其勢由內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況且武昌起義殉難的志士（包括後加入的學生、農民等各階層的庶民犧牲者達萬餘人）其慘烈的程度，亦為歷次革命之最。
至於學界都說武昌起義是突然爆發的，那個突然是指10月10號這個時間發難點（原訂在10月6日中秋節）。湖北革命黨人吳祿貞從1903年花園山聚會，到1904年成立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劉靜庵、宋教仁、呂大森、張難先、胡瑛、曹亞伯..等），再到日知會（胡蘭亭、劉靜庵、余誠、朱元成、孫武…），一直到文學社、共進會，各種組織破壞以後，它又建立一個新組織，一直都在不斷地進行軍隊和會黨裏面的運動，可謂一波接著一波、一波強過一波，乃至於波瀾壯闊。甚至他們提出一個口號叫“抬營主義”（自願到新軍中，輸送革命思想、發展革命組織）也就是要把清朝的軍隊，成建制拉到革命這邊來。而且兩個組織都在新軍的標、營、隊裏任命了黨代表，有行動就通過黨代表傳達到每個革命黨人，並把他們組織起來，最後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新軍中共吸收組織了各約2000餘總計約4000餘名革命黨人。所以在新軍裏面約有1/3的革命黨人，都是準備要起義的。特別是黃花崗起義的時候，同盟會已經寫信過來，請他們配合，他們也準備響應的。結果黃花崗起義失敗了，他們就準備自己幹。剛好四川保路運動爆發，清朝就派端方率湖北軍隊到四川鎮壓。有人說，因為鎮壓保路運動把軍隊調走了，武昌城空虛了，所以就起義成功了。實際情況並不完全是這樣，起義是在軍隊調了一部分，還沒有調太多的時候就開始發動了。因為軍隊裏面有很多革命黨。如果軍隊再調多了，革命黨人也就相應少了，其實相對調至四川之湖北新軍內，也不乏忠貞擁清的士兵。而湖南和湖北之間，早就約定要一同起事，以前黃興搞華興會起義的時候，就有這個約定，一省發難，另一省要響應的。原本，湖北定在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西元1911年10月6日）發難，取“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意思。但湖南焦達峰寫信說湖南那邊準備不及，要推遲十天。在延遲的過程中，湖北革命黨人加緊準備。孫武他們就在漢口俄租界的機關裏配製炸藥，結果在十月九日那天不慎發生爆炸。清政府搜到革命黨人的名冊，就按冊抓人，10月10日凌晨5時，斬殺了彭、劉、楊等人（首義三烈士）人頭高懸於湖廣督署東轅門城外，極其悲壯慘烈，令人悲憤填膺，整個武昌城風聲鶴唳、一片肅殺，被曝露名冊的革命黨人，意識到再不起義，就是等死，不如一搏，於是當晚就起義了。要說偶然就是這樣的，十月十號晚上那個時間發動，是有點提前的。
在孫中山沒有回來的時候，西方國家已認為這個大總統是孫中山莫屬。在陽夏戰爭最激烈的時候，為了安定民心、鼓舞士氣，發行【中華民國公報】就搞了一個“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的布告登在報上，表示孫中山在領導我們。另民國第一報人胡石庵（興中會會員）亦因擔心漢口租借區外國公使，對革命不了解與誤解，以為與義和團無異，乃創辦了「大漢報」報導武昌起義情況，甚至假托孫中山以總統之名發表「告同胞書」檄文，一時士氣大振，洛陽紙貴，日發行二萬餘份部份並分送上海及各省，並聯合漢口英文【楚報】大力宣傳，保障各國在華權益，使各國領事及外人明白首義宗旨，所以精神領袖非孫中山莫屬，共進會會長孫武（原名葆仁）亦讓人以為是孫文之弟，大大提昇領導力。
至於武昌在1911年即將起義的情況，孫中山當時知情嗎？孫中山亦說過一句話，“武昌之成，成於意外”。有人就說，你看連孫中山都感到這是意外的，他是不主張武昌起義的。這麼說，完全是斷章取義。孫中山說“武昌之成，成於意外”後面是有話的：當時的革命黨人為了不被清政府抓去殺頭，就決定不計成敗一搏了，他們也不知道後來會成功的。孤注一擲的結果，是意外的碰到了膽小鬼—湖廣總督瑞澂，瑞澂如果不逃，第八鎮統製張彪就不會走，張彪不走城中就不會亂，起義軍就未必能夠成功。瑞澂逃了，張彪跑了，那麼清朝的軍隊就群龍無首了，所以就被打下來了。至於孫中山事先知不知道要起義呢？應該是知道的。第一，他知道武漢革命形勢成熟了，他曾說過，革命黨人見廣州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武漢新軍自他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趨成熟。第二，黃興給他發過電報，因為湖北革命黨派人到上海找不到黃，就直接找到香港。黃興在香港知道了這邊要發難，他就給孫中山打電報，說有人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孫中山當時正在美國旅途中，（科羅拉多州丹佛市或在猶他州鹽湖城邊一個小城市Ogden的一家名叫Marion的旅店内）密電碼在行李中未拿出來，不方便翻譯，便一直都沒有翻譯。到了下塌之處，他把電報拿出來一看，才知道武昌新軍要動了，要他匯款；而他又沒有籌到款，他就準備回電報，要武漢暫時勿動，等籌到錢再說。那天跑了一天的路，晚上昏昏沉沉的，就準備等睡一覺之後，第二天早上再回電報。第二天看到報紙才知道武昌被革命黨占領了，以至於電報就沒有發。
所以說武昌起義是在孫中山思想的領導下發動的，是孫中山和同盟會十次武裝起義失敗以後的一次偉大的成功。從具體組織來說，是文學社和共進會出來領導的，而前面已說，這兩個組織和同盟會關係很深，所以亦可以說是同盟會發動的。如果從領導者個人來看，不是孫中山領導是誰呢？是打響第一槍的熊炳坤嗎？是晚上指揮了攻打總督署的吳兆麟嗎？還是後來的都督黎元洪？你說是他們中的哪一位來領導的都沒有人服的，只有說孫中山領導的，大家都才服。
武昌起義的時候曾邀請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主持大計。當時文學社、共進會和同盟會根本就不分畛域，不是說我發動了革命，非要你來領導。所以說黃興、宋教仁他們後來都來參與了。開始準備讓黃興來當兩湖大都督，地位要高於黎元洪的，後來湖北部分黨人認為不妥，對黎元洪無法交代，這樣就讓黎元洪拜黃興為總司令。這樣的話還是黎元洪淩駕於黃興之上。由於這麼一個結構，大權掌握在黎元洪手上，然後讓黃興去打仗，這裏面有很多的不協調，況且革命軍數十天內加入2/3以上的民軍，武器和北洋軍不對等，況且從未受過軍事訓練，所以打仗失敗也是必然的。黎元洪自己也清楚，武昌起義之所以成功，是在於全國各省的響應，清朝不可能集中軍力來鎮壓湖北，到處起火，在這種情況下，武昌起義才成功的。那麼各省為什麼會很快就起來響應，應該是孫中山多年來奔走呼號，組織發動的結果。
當時曾有一種說法說，之所以讓孫中山當上總統，是因為當時沒有人敢出頭？其實在孫中山還沒有回國的時候，西方國家均已認為這個大總統是孫中山莫屬。武昌起義以後，湖北軍政府曾印過一張叫做《中華民國公報》的報紙。在陽夏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有人擔心革命能不能真正堅持下去，當時為了安定民心、鼓舞士氣，《中華民國公報》就搞了一個“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的布告登在報上，表示孫中山在領導我們，希望大家不要緊張，不要害怕，我們前線有黃興，上面有孫中山呢。為什麼不拿別的人的名義來安定民心，來鼓舞士氣，而要用孫中山，而且用大總統，說明他是得人心的，當然也有這麼一個情況，組建政府的時候形成了湖北集團和江浙集團，都想自己的人來當，但是最後都沒能妥協。孫中山回來之後，這個僵局就打破了，不需要再爭來爭去了，就讓眾望所歸的領袖孫中山來當大總統。
孫中山對湖北革命黨人的態度是怎樣的呢？雖然沒有更多史料直接反應他的態度，但他肯定對湖北的形勢是關注的，不然也不會派法國武官到湖北考察。另外我覺得孫中山有一種思維定勢，他從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到後來1900年的惠州起義，到後來的護法運動、護國運動，都是跑到廣東來。他可能認為從廣東較易發動，搞起來以後，就一邊從湖南這邊打到湖北，一邊從江西北上，先把南方占領，再分兵北上，直搗黃龍。所以宋教仁他們是不太滿意的，不要認為只有廣東才能夠革命，還要看到我們中部的革命力量，所以他們成立了同盟會中部總會，想在中部來起義。但同盟會中部總會也不是搞分裂，因為按照同盟會章程理論方面，他應該是可以建立一些分支機構的。
同盟會中部總會是由譚人鳳、宋教仁、居正、陳其美、趙聲等人，在1910年5-6月間在日本東京，召集11省區所同盟會會長會議，討論籌組的，1911年7月31日，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學召開正式成立大會，將革命重心轉移到長江流域一帶，這些出生在中部地區的同盟會員，看到長江中下遊省份，尤其是湖北、湖南的革命準備工作比較成熟，於是就想在中部發動起義。為了直接領導這些地方的革命，他們專門在上海成立了同盟會中部總會，亦叫中部同盟會。這個組織的成立，對促進武昌起義有很大的作用，所以說到武昌起義跟同盟會的關係是非常緊密，之前譚人鳳曾經到武漢勸和過文學社和共進會，後來文學社和共進會要發動起義，也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去，一個是想請他們過來領導，二是讓他們幫著買槍，相互支持、支援，關係深厚。
當然既然起義前，革命黨都安排好了，後為什麼最後選擇黎元洪作為都督？因為黎元洪既沒有像張彪那樣跑，也沒有帶著部隊跟革命黨對抗，他只是躲起來了。如果他不躲的話，在戰場把他俘虜過來了，就不會讓他當都督的。他是採取了一個不跟革命黨為敵的這麼一個態度。因為武昌起義初步成功後，而當時武昌的領導者如彭劉楊被殺害、孫武受傷、蔣翊武避走、劉公、居正不在湖北，情況危急，為鞏固部隊、穩定人心、號召天下，加上立憲派當時也在軍政府商量由誰來當都督，結果有人說，黎協統好像還在城內，那我們找他來吧。他在部隊裏面有點威信，當然也有此一說，革命派在起義之前就商量過，將來的領導人，其中有一個選擇就是黎元洪，就不得而知了。
武昌起義後，因黃興當時因為在廣州黃花崗起義時打傷了指頭，到香港去療傷，所以延至10月28日，才和宋教仁一起從上海來到武漢，由於黃興他的威望非常高，到了武漢當時有一部分人，想擁戴黃興做兩湖大都督。但也有很多人反對，最終由黎元洪安排“拜將”，任命黃興為戰時總司令，讓黃興專門去打仗了，並沒有參與軍政府的事情。而宋教仁則住在湯化龍家裏，和湯化龍一同起草了《鄂州約法》。革命黨人原是想請黃興出來領導，現實結果是立憲派在軍政府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再加上部分革命黨人有湖北情結，排斥這些外來的人。當時排斥他們的主要是孫武，雖然他是共進會的領導人之一，但他起義時沒有被抓，而是試驗炸藥的時候被燒傷了，住進了日本醫院。等他來的時候，就在湖北軍政府當上了軍務部長。但他和其他革命黨人不很團結，當時有“首義三武”，即蔣翊武、張振武、孫武。孫武思想比較複雜，他與黎元洪走得比較近。
孫中山因為鼓吹革命，多次發動起義，遭清廷追緝，長年流亡國外，為革命奔走海外，是同盟會的總理，最高的領導人，無法親身參與武昌起義，不無遺憾，卻因其高度及理念，無損於其在辛亥革命中之領導地位，所以用廣義的倡導與狹義的領導，孫中山引領辛亥革命的地位，當之無愧，亦是多方政治角力，共同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總的來說，辛亥革命是在孫中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其所推行的天下為公、三民主義的思想，以及宏觀的建國大鋼，都是為中華民族所推崇與追隨。
專訪嚴昌洪教授：武昌起義離不開孫中山和同盟會
本文摘錄辛亥革命网2011年07月04日
来源：南方都市報作者：顏亮
南方都市報作者：顏亮
嚴昌洪，1943年生，湖北武漢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兼任辛亥革命史研究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及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辛亥革命研究領域成果主要有《癸卯年萬歲—1903年的革命思潮與革命運動》、《“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地區辛亥革命檔案資料聯合目錄》、《中國大陸及港台地區辛亥革命論文目錄彙編》、《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發展》、《辛亥革命辭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