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昌洪（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教授）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並不知情，他是在兩天後才在美國丹佛市下榻的旅館裡從報紙上得知「武昌為革命黨占領」的消息。武昌起義也不是同盟會直接領導的，而是湖北的兩個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發動的。這場震撼了世界的革命的爆發似乎出於孫中山和同盟會領導層的意料之外，孫中山後來甚至說過「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有的人據此認為武昌首義與孫中山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孫中山說意外，是有下文的，他的原話是：「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起義則未必能成功（註一）。很明顯，意外是指義軍槍炮所向，碰巧遇到是一個膽小的湖廣總督瑞澂，並不是指起義本身是出於意料之外的。
再者，孫中山在起義之前，已經知道武昌即將發難，並非毫不知情。首先，他知道武漢革命形勢早已成熟：「先是，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居覺生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為廣州應援；廣州既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武漢新軍自余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日進步，早已成熟」。其次，武昌起義前黃興已告訴他武昌新軍必動：「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等語。
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復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余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復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饑，先至飯堂用膳，道經回廊報館，便購一報攜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則見電報一段曰：武昌為革命黨占領。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復電，已為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強，申說復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遂起程赴美東」。這都說明孫中山對武昌新軍即將發難的事並非毫不知情。他知道武昌已經起義了，為什麼又沒有及時回國指揮革命呢？他有自己的考慮：「時余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註二）
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同盟會與武昌首義有密切的關系，武昌起義的勝利就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艱苦卓絕、英勇戰鬥的結果。
筆者曾撰文從三個方面說明了同盟會與湖北革命、武昌首義的關係。
（一）從組織上看，聯合發動武昌起義的湖北兩個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與同盟會有深厚的淵源關係和實際上的聯絡關係。表面看起來，文學社和湖北共進會都不是同盟會的下屬組織，但實際上，不論是文學社抑或是共進會都與同盟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湖北早期革命團體日知會與同盟會關係十分密切，日知會的部分骨幹同時又是同盟會的骨幹。同盟會湖北分會在武漢地區的組織發展是依托日知會進行的，會長余誠回鄂後，日知會全體加入同盟會。孫中山和同盟會東京總部也將日知會視為同盟會的下屬組織，他曾派法國武官歐吉羅到武漢考察革命形勢，主要聯絡的就是日知會。根據湖北革命團體的沿革脈絡，文學社的真正源頭在日知會和同盟會。共進會是同盟會和留日學生中一部分急欲求成者，不滿同盟會活動「緩不濟急」，另外組建的實行團體，以便聯絡會黨，即時起事。共進會仍以同盟會之宗旨為宗旨，以同盟會之總理為總理。湖北共進會中不少人如劉公、居正、孫武等，都兼有同盟會員與共進會員雙重身分，共進會甚至得到同盟會的經費資助。正由於文學社和共進會與同盟會有如此深厚的淵源關係，兩會在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九月實現聯合時，各自取消了原來團體的名稱，撤銷了原來負責人的名義，而共同擁戴同盟會領袖，並派人赴滬請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鄂主持。同時，在武昌發動首義的主要人員很多都是同盟會員。以上史實表明，武昌起義表面看起來是由文學社和共進會聯合發動，實際上可視為同盟會領導發動的又一次武裝起義，它與同盟會前此在南方各地發動的一系列武裝起義一脈相承。
（二）從思想上看，武昌起義是在孫中山革命思想和同盟會革命方略指導下進行的。著名的湖北革命黨人張難先在他的著作《湖北革命知之錄》中介紹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後指出：「此即吾國革命之泉源，亦即吾鄂辛亥首義之泉源也，嗚呼盛矣！」（註三）
在革命宗旨上，共進會雖然將孫中山所提同盟會綱領中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但它畢竟接受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的革命綱領，即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宗旨。而文學社雖然其成員大多不大關心政治問題，認為革新政治是同盟會的事，但其宗旨則仍是「推翻清朝專制，反對康、梁的保皇政策，擁護孫文的革命主張」。起義後，由革命黨人孫武等起草的《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在總則第一條首揭革命宗旨為「推倒滿政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
隨後發布的《內務部關於保存實業的告示》明確宣稱：「謀將來實業之發達，而籌民生主義之進行」。這表明武昌起義完全承認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或同盟會十六字綱領。在革命方略上，武昌起義的一些重大決策，基本上遵循了同盟會《革命方略》。按照該方略的規定，起義後新政權的國號採用了中華民國的名稱，政府的名稱則用「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一些重要文告也取自同盟會的現成文件。在革命程序上，武昌起義後所採取的步驟基本上按同盟會《革命方略》所規定的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時期進行。可以說，武昌首義就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具體實踐。
▲孫中山先生筆下之同盟會十六字綱領
湖北革命黨人也是自覺地接受孫中山思想的領導的。先看起義前。在工程八營發難前，後隊隊官羅子清問熊秉坤：「今日外面風聲不好，爾知否？」熊秉坤答：「知風聞三十標今晚起事。」方又問：「是孫黨否？」熊秉坤答：「今各會黨皆崇逸仙，崇之者即其黨。」（註四）當時，「孫逸仙領導下的黨人將要舉義」的消息，不僅革命士兵已經知道，下級軍官亦有所聞。
再看起義中。起義第二天，起義軍即宣稱是奉孫中山先生命令起事。孫中山在自傳中稱：「武昌起事第一日則揭櫫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為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註五）鄂軍三十一標一營督隊官陳鎮藩在資州殺端方起義，自任大漢國民革命軍統領，誓師是說的更明確：「恪遵孫中山先生使命，抱定革命宗旨，打倒專制淫威，達到排滿目的」。（註六）在陽夏保衛戰的戰場上，一天晚上，月明星稀，仰面四觀，見一星較他星倍大，倍明。參謀甘績熙戲謂另一戰士高建瓴曰：「此星殆孫中山先生之將星歟？」高曰：「或然」。又曰：「不知子我之將星安在？」甘戲曰：「君與予勇於臨敵，殆殺星，非將星也。」因相視而笑（註七）。在激烈廝殺的戰場上，革命士兵心中想到的是孫中山，是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鼓舞他們戰鬥。
再看起義後。1938年7月10日日知會丙午黨獄同人梁鐘漢、殷子衡、張難先及前同盟會會員吳崑等所立《武昌日知會紀念碑》碑文中有這樣的話：「先是，孫總理鼓吹革命，其說由海外達於內地，武昌軍人學生起而承其流。初組織科學補習所於多寶寺街，為革命運動」。（註八）
這些史實均表明武漢的革命黨人是自覺地接受孫中山領導的。誠如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會上所講：「在辛亥革命時期，許多愛國志士加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行列，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註九）
（三）從人事上看，同盟會從主要領導人、重要骨幹到一般成員有不少人參加了武昌起義的指揮和戰鬥，參加了起義後革命成果的保衛和革命政權的建設。湖北革命黨人由於在組織上和思想上與同盟會的密切聯系，把武昌起義看作是同盟會的革命行動的組成部分，所以發難後立即通過各種管道邀請同盟會的領導人前來主持大計。一位台灣學者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認為文學社、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毫無畛域之分。同盟會也把這場起義看作是自己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其主要領導
人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在起義爆發後聯翩來到武漢，各展所長，為武昌首義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西方報紙也認為武昌起義是孫中山領導的，孫中山當時在美國也看見過這樣的報道：「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註十）云云。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把武昌起義視為孫中山和同盟會十次革命失敗後的一次偉大的成功。武昌首義的勝利證明了孫中山和同盟會三民主義綱領和武裝反清的革命方針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孫中山創立同盟會的偉大歷史功績永遠值得肯定。孫中山的奔走呼號，同盟會的秘密運動，與武漢革命黨人、人民群眾的英勇奮鬥相結合，才成就了武昌首義的偉大勝利。
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後，首先訪問的就是武漢。也說明孫中山本人也是把武昌首義作為自己事業的一部分來看待的。
孫中山不僅首先提出「武昌首義」這一概念：「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註十一）而且他還充分肯定了武昌起義是肇建民國的「首功」：「民國開創，武漢實為首功，而諸烈士血戰捐軀，其死義亦最烈。」（註十二）「乃及辛亥，火中成軍，武漢飆發，胡虜土崩。既攻既擊，椓我弟昆，雖椓我昆，大功則成。」（註十三）。
但是為開創民國建立了豐功偉績的湖北革命黨人，在民國年間卻並沒有得到公正的待遇。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誠如章太炎所說：「曩者倡義之士，殺身者有矣，屏於閭巷者有矣，轉徙溝壑，妻子無所覆露者有矣。」（註十四）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在國民黨正統觀的影響下，湖北革命黨人亦未能受到重視，一如辛亥革命志士李翊東（西屏）所言：「顧念先烈，身已殉國，與民國同其永久。後死者則寥落晨星，桑榆暮景悽涼落寞，其間貧病以死者有之，郁郁而已者有之，奔走逃遁、不得保其安寧者有之，與世兩忘、隱匿岩穴者有之，歸耕隴畝、嘯傲山林者有之，與漁樵麋鹿為友、商賈負販為鄰者有之，總之潦倒者多，亨達者少，言之慨然」（註十五）。他們提出的建立相應機制以紀念武昌首義、救濟傷殘軍人、教養先烈和有功人員後裔的建議，一直未能落實。
一九二二年，首義志士吳兆麟等聚議於蛇山抱冰堂，提出紀念武昌首義要形之實事，以扶傷、撫孤、紀功為主，使存者免於成餓殍，使後裔得以健康成長。他們怕自己人微言輕，委托革命巨子、國學大師章太炎代為發表《武昌首義紀念宣言》，提出辦理五件實事來紀念武昌首義：一、設紀念大學。二、設公園置倡義紀念碑。三、設功裔教養所附幼稚園。四、設傷軍養濟院附工廠。五、鑄張文襄公銅像（註十六）。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章太炎所建議五事，多未能落實。
到抗戰勝利後，李翊東乘一九四六年雙十節首義擴大紀念會之機，再提建立首義大學事。他撰寫文章《如何紀念辛亥首義——為發起籌備首義大學而作》，懇切地提出：「今雖值垂暮之年，而發短心長，未忘建白，謹盡獻愚忱，議設武昌首義大學，紀念先烈，藉以宏我鄂人子弟之教育。」李翊東在文章中指出：「武昌首義大學之設置，即在交通中西文化，以西方科學盡器物之用，以中國哲學救科學之窮。大學既以武昌首義為名，自宜設置於武昌首義之地。惟武昌一地，國立已有武漢大學，私立有中華、華中二大學，獨無省立大學。
三者固不必求皆備於一地，然武昌一地則不可不有足資紀念首義之大學也。大學固不必劃為紀念物，然武昌首義，則惟大學為最能紀念之。．．．．．．翊東當隨諸同志之後，願效前驅，盡奔走呼吁之勞，惟求大學有成，不計個人利鈍。並望我全省全國人士，起而贊助，俾竟全功，亦猶首義響應之速也。」（註十七）同樣地，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當局忙於他務，無暇顧及在武昌建立首義大學以紀念武昌首義。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創建武昌首義大學，作為對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永久紀念，俾首義之區的子弟、首義志士的後代，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更多機會與更好條件，使首義志士多年遺願得以實現，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啊。
附註：
（註一）孫中山：《有志竟成》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43頁。
（註二）孫中山：《有志竟成》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42、244頁。
（註三）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第3頁。
（註四）熊秉坤：《前清工兵八營革命實錄》《湖北革命實錄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
選編》（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頁。
（註五）孫中山：《有志竟成》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43頁。
（註六）丁振華《記鄂軍殺端方與回援武昌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集，中華書局
1985年版，第101頁。
（註七）甘積熙《躬與辛亥武昌首義與陽夏鏖兵之經過實錄》丘權政、杜春和選
編，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上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頁。
（註八）武昌日知會紀念碑實物，藏湖北省博物館。
（註九）《胡耀邦在首都各界記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大會上講話》1981年10月
10日，《人民日報》。
（註十）孫中山：《有志竟成》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45頁。
（註十一）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
1982年版，第2頁。
（註十二）孫中山：《批馬伯援等呈》《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16頁。
（註十三）《孫中山祭武漢死義諸烈士文》《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
1982年版，第242頁。
（註十四）章太炎：《武昌首義記念宣言》《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156頁。
（註十五）李西屏：《如何紀念武昌首義一為發起籌備首義大學而作》《李西屏
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191頁。
（註十六）章太炎：《武昌首義記念宣言》《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156頁。
（註十七）李西屏：《如何記念武昌首義一為發起籌備首義大學而作》《李西屏文
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1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