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克武（中研院近代史研所所長）

 

一、前言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的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最簡單地說就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從此中華民族告別了數千年的君主專制體制，開始「走向共和」。直至今日，無論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或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政治體制雖有所不同，然均實施「共和」國體與「立憲」政體，亦即秉持孫中山所說的「天下為公」的理想，將國家的治理視為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

 

辛亥革命作為共和之起源，有其歷史背景。探討辛亥年所發生變化之根源，必須要回到晚清的歷史情境，我們如果不瞭解晚清七十年間對西方自由、民主與共和思想的引介、立憲派與革命派之爭論，以及立憲派在革命爆發後對安定社會、尋求和解等方面的貢獻，而只是將辛亥革命簡單地看成由革命黨領導的一次政治或軍事變革的話，那將是非常浮面的。

 

二、思想動員：辛亥革命的思想根源

要瞭解辛亥革命，必須追溯到道光、咸豐年間，國人開始引介西方新的思想觀念，介紹世界地理、外國歷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和、民主等觀念的引介。早在19世紀30—40年代，當時中國思想家、傳教士等即開始介紹西方的民主、民權、自主之權等觀念。例如：林則徐、魏源、徐繼畬、梁廷等人開始介紹英國的君主立憲與美國的民主共和政體，並將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描繪成類似三代時堯舜那樣的明君，進而宣導他所樹立的民主風範。譬如，魏源認為美國的制度「其章程可垂弈世而無敝」，而且制度周全，達到「公」天下的理想。徐繼畬在1848年的《瀛寰志略》中則認為華盛頓「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駿駿乎三代之遺意也」。馮桂芬則指出民主制度的重要功能在於可以通上下之情，使君民之間達到完善的溝通。大約在1880年代，「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作為政體型態的劃分，在中國知識界已鞏固建立，而肯定後二者之人愈來愈多。這些想法都加強了人們對民主理想之認識與嚮往。此外從晚明以來，中國思想界內部即併發了一股反專制的思潮，從黃宗羲、顧炎武、唐甄到清中葉的龔自珍等人均「譏切時政，詆排專制」，促成晚清思想的解放。由於這些長期的努力，反對專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觀念才得以推廣；晚清革命志士、立憲分子敢於構想一種嶄新的未來，追求自由、權利、憲政體制等，就是受到這些舊思想的砥礪與新觀念的啟發。

 

至晚清最後的十年，隨著留學生的增加，譯介新思潮的內容變得更為豐富。晚清思想家對民主思想的宣揚與革命觀念的傳播，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當時有十餘部書刊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在思想上啟迪人們「走向共和」。它們分別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1898），譚嗣同的《仁學》（1897），梁啟超的《新民說》（1902—1906），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有關「三民主義」的言論，《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選編，章太炎與康有為的政論，《革命軍》（1903）、《猛回頭》（1903）、《警世鐘》（1903）與《獅子吼》（1905），《民報》介紹法國大革命及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文章，金天翮的《女界鐘》（1903）等宣揚女權思想著作，廢科舉、興學堂各種論述，以及宮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夢》（1902）等。這些作品帶來了對新時代的嚮往，也提供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溫床。

 

其中，直接激勵人們求新、求變思想的三本書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譚嗣同的《仁學》與梁啟超的《新民說》。嚴復是近代中國首批留洋學生，返國後以引介西學、翻譯西書，成為啟蒙導師。他所翻譯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天演論》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來譯介新思想，鼓勵人們救亡圖存，成為競爭中的強者、適者，以免亡國滅種。同時，該書也介紹了一種新的、基於科學的宇宙者，以免亡國滅種。同時，該書也介紹了一種新的、基於科學的宇宙觀與歷史觀。此書是近代中國革命與立憲思想的共同源頭。清末民初時期人們所寫的日記、自傳等，大概共有幾百部，幾乎沒有人不提到曾閱讀《天演論》的經驗。胡適的自傳《四十自述》就寫得很清楚，他改名為「適」就是因為嚴復提倡「適者生存」；陳炯明號「競存」，也是出於相同的原因。《天演論》在晚清時帶來兩種不同的發展，一方面它鼓勵人們積極地應變圖強，使得一部分人因此而走上了激烈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它主張「漸進」、「調適」，因為天的演化是逐步變化的，這一想法與改革派的漸進保守主張較符合。

 

當時的立憲派，就擷取《天演論》之中的「漸進」主張，認為歷史的演變必須逐漸地變，不能把老房子推翻，重新再蓋，而必須慢慢地調整。他們提出，應該先改變君主專制、實施君主立憲，再進步到民主共和，這和上述西方傳入的政體劃分：「君主」、「君民共主」、「民主」的線性發展，以及康有為所說的「春秋三世論」也是一致的。其實，康氏便是以「春秋三世論」配合西方天演的觀念而提出三階段的發展。相對來說，革命黨覺得應該推翻專制，馬上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以順應世界潮流。

 

其次，與日後激烈革命行動關係最密切的是譚嗣同的《仁學》一書。譚嗣同是戊戌政變裡被斬首的「六君子」之一，他有機會逃出北京而不走，因為他要為革命而流血，好為歷史留下見證，這種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情操，使他所寫的《仁學》傳遞著一種「烈士精神」。它對於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共產革命（毛澤東即說他受湖南同鄉譚嗣同思想的啟迪）均有影響，促成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化。

 

譚嗣同提出的口號是「衝決網羅」，主張要破除綱常名教。他覺得五倫中的三綱部分：君臣、父子、夫婦都有壓迫性，兄弟也具有上下的關係。五倫中唯一可以保留的，只有朋友一倫，因為朋友才是平等的。譚嗣同的想法，在清末民初引起很大反響。如清末劉師培主張「毀家」，認為：「蓋家也者，為萬惡之首」（後來傅斯年、李大釗與熊十力都有相同的看法）；五四時期，魯迅、巴金等人對家庭制度的大力抨擊，都可以上溯至譚嗣同的《仁學》。

 

相對於鼓舞革命的《仁學》來說，梁啟超的《新民說》比較複雜。梁啟超在1902年去美國訪問之前，是比較激烈的，並嘗試與孫中山合作，共謀革命。他在《新民說》的前期，提出種種口號，主張塑造新國民。他認為新國民必須要有公德、進步、自由、權利、義務、冒險、進取等觀念；他又提出了尚武的思想，這些都圍繞著新國民的改造。梁任公最早指出：中國人的問題關鍵在於國民品質，所以我們必須建立新時代所需的新國民，中國才有希望。此一想法其實就是後來魯迅所提倡的「國民性改造」。

 

1903年，梁任公遊歷了新大陸之後，看到民主的缺陷與華人在民主體制之下的種種缺點，轉而保守。他又受到嚴復、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群學思想中「循序漸進」觀念的影響，認為新道德的建立必須奠基於傳統倫理之上，開始主張依賴傳統思想資源，以「私德」的改造作為「新民德」的基礎。用任公的話來說是：「新之義有二：一曰淬礪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梁任公與革命黨的分道揚鑣與此思想轉向不無關係。梁任公的調適、漸進的思想在晚清普遍流傳，成為立憲派「言論的指導者」。黃遵憲說梁任公的文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以梁任公為首的立憲派主張中國應仿效英國與日本，從君主專制改變為君主立憲，等時機成熟之後，再轉變為民主共和。

 

上述書刊有一些共同的關懷，包括肯定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進化史觀與以民主憲政作為終極的政治理想；不過，人們對民族、民權和民生等三大議題卻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孫中山先生一派的革命黨堅決支持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主張驅除韃虜、建立共和，把滿州人趕回東北；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保皇黨，所支持者則是君主立憲，希望先實施君主立憲，等時機成熟後再邁向民主共和。最後是關於民生問題的辯論，康、梁派採取的是較傾向資本主義的路向，主張提倡生產、發展經濟、保護私有財產；而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黨，採取的則是傾向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主張土地國有與節制資本等。

 

1902—1907年間，梁啟超在橫濱辦《新民叢報》，革命黨則在1905年於東京辦《民報》與之抗衡。當時的人們在閱讀上述書刊之後，受其啟發，而在1905年前後，越來越多的人轉而支持革命。一位從湖南長沙官派到日本學政治的留學生黃尊三寫下了《三十年日記》。他講述留學的過程：到東京以後，開始進入語言學校；除了讀英、日文，閒暇的時候就讀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和《民報》。1905年之前，他比較同情康、梁，他說：「《新民叢報》．．．．．．文字流暢，議論閎通，誠佳品也」；1905年之後，因為看了《民報》與《新民叢報》的辯論，受到《民報》革命思想的鼓舞，轉而支持革命。1905年11月3日，他在日記上寫道：「《民報》為宋遯初、汪精衛等所創辦，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義，文字頗佳，說理亦透，價值在《新民叢報》之上。」此一個案具有指標性意義，象徵了留日學生思想的轉向，亦即1905年之後和黃尊三一樣，從支持改革轉向肯定革命的留日學生，為數不少。

 

總之，在晚清革命與立憲的各種書刊宣傳之下，人們鼓起勇氣參加革命，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建立起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將中國引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就辛亥革命的事件來說，這個新時代的出現或許是偶然的，可是此一偶然的背後，卻是上述報刊所發揮思想動員的結果。梁啟超在1912年10月所做的〈歸國演說辭〉中指出：「武漢起義，不數月而國體丕變，成功之速，殆為中外古今所未有⋯⋯問其何以能如是，則報館鼓吹之功最高」，他並說：「中華民國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紅血革命焉可也」，上文的「黑血革命」正是思想動員所扮演的角色。

 

三、革命黨與立憲派共造共和大業

長期以來，人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受到兩種官方論述的影響，而不能認清歷史的複雜面貌。國民黨的革命史觀圍繞著孫中山先生，以及同盟會等革命團體，卻忽略了其他革命領袖與社團，如湖南的華興會與浙江的光復會，以及立憲派的角色。自民初以來，國民黨主政之時即透過教育與宣傳機制來強調：辛亥革命是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從光緒二十年（西元1894年）的興中會開始到光緒三十一年（西元1905年）的同盟會，革命黨人經歷黃花崗起義等十次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終於在辛亥革命爆發後獲得成功，建立了民國。此一說法雖有一定之史實基礎，然實為選擇性的表述，並無法展現歷史曲折之真相。

 

共產黨的史觀則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的階段論」，也是出於特殊的黨派視角。他們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延續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這是所謂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由於資產階級的民主推翻了封建專制，使「被壓迫的無產階級．．．認清自己的地位，組織起來，掀起反對資產階級的世界工人運動」，所以辛亥革命是有功的。但是，辛亥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因此具有「歷史的局限性」。

 

最近章開沅先生在2011年7月出版的〈辛亥百年遐思〉一文，仍表示他認為：「辛亥革命是一次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雖然他澄清此一說法「並非起源或拘泥於馬克思主義」，也不是「蓄意貶低辛亥革命」或孫中山的領導，因為「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只有時間序列的差別，並不存在高下之分」，所以名為資產階級革命辛亥革命仍具有「社會革新的承載與推動力量，大可不必為此感到委屈」。章先生的說法顯然因為受到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影響，更為肯定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進步面」，然其說法與共產黨官方論調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此一線性發展的觀念都是為了強調在「不成熟」的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共產黨承接孫中山先生的未完成之志業，繼續努力，發動「新民主主義」革命。辛亥之後接續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帶來了民主與科學，也造就了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自認繼承了孫中山民主革命的遺志，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於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可見，共產黨對於辛亥革命的歷史詮釋與國民黨類似，都是為了闡明自身政權的歷史合法地位與政治正當性，至於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與中共理念嚴重矛盾之處，則少予措意。

 

1982年張玉法先生就指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意指它為全民參與並為全民利益的一場革命。張玉法先生的說法實際上是奠基於台灣史學界長期的研究成果。過去三四十年來，台灣史學界對於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經逐漸走出單一的意識形態的束縛，開始重新審視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複雜面向。張朋園先生從1960年代開始關於梁啟超與立憲派的研究讓我們開始正視辛亥革命的成功，除了革命派從興中會開始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志士外，還有其他的力量與群體，其中勢力最大的就是以康、梁為首的立憲派。事實上，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真正的轉捩點是革命爆發之後在各地得到立憲派人士的大力支援。

 

張朋園先生指出梁任公筆端常帶感情的那支筆，尤其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因為梁任公的鼓吹，其立憲思想之影響由海外轉向國內，連清廷都開始準備開國會，預備九年後實施立憲，後遭抗議而改為六年。這些晚清官員立憲思想的淵源，主要即是康、梁等人的著作。張朋園先生在《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中指出，梁任公在三十一歲之後轉而推動立憲，主張在安定中求進步：「梁氏認為革命之後建設不易，更可能陷國家社會於紛亂。證之於中國百年來革命之歷史，梁氏無異一先知」。其後，張朋園先生又出版了《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在此之前少有人仔細研究立憲派，以及辛亥革命與立憲派之間的關係。透過通觀全國各地，辛亥革命前後的發展，張先生發現辛亥革命爆發之後，主要是依靠「進步的保守分子」立憲派士紳的支持，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獲得全國大多數省份的認可，最終脫離清朝控制。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不但向清廷請願立國會，且領導護路運動、罷課、罷市，加速了革命的爆發；湖北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在武昌起義之後即與革命黨合作，通電各省，呼籲回應獨立；湖南省諮議局議長譚延闓在革命爆發後，起而擔任都督，使湖南在短期之內恢復秩序。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在該書序言中說：「許多在革命前屬於君主立憲派的人，在辛亥時期與革命派合作。事實上，在促使帝制的崩潰中，他們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對立憲派的活動懵然無知，我們對辛亥革命的過程是不能瞭解的」。

 

汪榮祖先生對於江蘇地方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同樣顯示了立憲派在建立民國過程中的重要性。在武昌辛亥革命爆發之後，江蘇省是第一個回應且宣佈獨立的省份。誰宣佈獨立的？不是當時的江蘇巡撫程德全，而是張謇這一批立憲派人士。

 

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人士宣佈獨立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支持革命黨的革命理念，相反地，這些人非常害怕革命黨。立憲派士紳宣佈獨立的主因，其實是為了自保。因為辛亥革命造成較大的社會動盪，其根源要追溯到晚清的一些重要變化：從太平天國起事之後，中國東南一帶人口銳減，使社會發生了相當多的巨大變化。其中一環，就是地方士紳為了維護治安而慢慢地掌握了地方上的權力。由於晚清有相當多的賠款，特別是辛丑合約，賠了白銀四萬萬五千萬兩，幾乎是一人賠一兩。這樣的巨額賠款，對地方財政造成了很大負擔，且直接就攤派到各省。民間生活因此更形困頓，社會上出現了不少流民。

 

換言之，清末財政困境使許多人們的生活極不穩定。這些人有的就像魯迅筆下的阿Q那樣不自覺的成為革命軍的基礎，而有些就變成社會動盪的根源。所以，辛亥革命之後，通過江蘇的例子就可見，地方士紳宣佈獨立乃是為了自保。他們希望在革命軍於武昌起義成功而中央無法控制局面之時，可以依賴自身的力量保障身家性命，這才是他們宣佈獨立的根本原因。至於他們之所以有能力宣佈獨立，是因為自太平天國之後，他們就開始在地方上長期經營。他們不但有經濟上的實力，甚至握有自己的武力。

 

以張謇為例，他在清末所做的建設工作相當驚人。他有一整套地方建設的構想，包括實業、教育、慈善、政治等方面，還請荷蘭專家協助開發海埔新生地，蓋了中國第一個博物館等。誇張一點地說，張謇可謂當地的「土皇帝」。辛亥革命爆發之前，他就已是地方實力人物，透過政治參與進入諮議局、資政院，成為這些地方議會的領袖。由於這些立憲派人士擔心革命後的社會動盪，起而自保，革命才會成功。因此，辛亥革命是立憲派士紳支持之後，各地回應所產生的結果。辛亥革命之後促成政權和平轉移的南北議和，也主要是在立憲派人士努力下才獲得成功的。

 

最近周德偉的生前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刊行，尤其顯示出辛亥革命在湖南的成功是革命黨（其中有大量會黨人士）與立憲派之間合作、角力的結果。周德偉是近代中國第一位留學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受教於經濟學家哈耶克，並介紹、翻譯哈耶克著作的學者，其名聯「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廣為人知。他在回憶錄中描寫參加革命黨的父親周鴻年，在清末湖南長沙參加辛亥革命的過程。周鴻年是當地中下層士紳，沒有科舉功名，擅長中醫，並擔任地方主簿之職，與黃興是鄰居。光緒29年（1903）黃興自日本返國，聯絡湖南「會黨異人」，並吸收周鴻年等人共組華興會，參與者有吳祿貞、陳天華、章士釗、譚人鳳等人。黃興所採取的策略是鼓勵會中同志以捐納的方式加入清軍，伺機響應革命行動。革命黨人如吳祿貞後為清軍的鎮統、藍天蔚為協統，尹昌衡則納資為廣西軍官。這些人後來對辛亥革命的成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辛亥八月下旬，周鴻年決定參與革命，「著戎裝，騎駿馬，配手仗，攜四勇士」，在跪稟父母之後，當場剪去長辮，投身革命。周鴻年「率會黨人員及農民數千」起事，佔領株州，越醴陵、攻萍鄉。這時由於革命軍興致使省城長沙紛亂，大吏皆逃，會黨領袖焦達峰成為都督，他不久即殺死了對他具威脅性的新軍協統黃忠浩。此舉使維新份子深感不安。其後焦又被巡防軍統領梅馨所殺，諮議局議長譚延闓被推舉為都督，起而維護治安。這主要是因為「湖南士人多懼草莽英雄」，在「士紳疑忌」下，不願由具豪強精神之革命黨來主導，才由譚延闓出任都督。當時即盛傳焦達峰被殺一事乃由譚所主使，由此可以窺見出自草莽之革命軍與士紳之間彼此猜忌。周德偉的回憶錄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對湖南地區辛亥革命的瞭解，藉此可以得知革命成功的背後有各種複雜的因素，然其主調十分明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黨與立憲派既合作又角力的結果。

 

四、辛亥革命與建國百年的歷史意義：代結論

辛亥革命並不像國民黨所說的完全由革命黨所主導；也不像有些中共史家所說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辛亥革命有一個長期的思想醞釀的過程，同時它的參與者來自不同的階級，並為了不同的目的而參與。我們可以用下面的一句話表示：革命成功乃彙集了各種勢力之後所共同形成，其中革命黨人多受理想激發，揭竿起義，立憲派人士則或為自保，或為維繫秩序，起而回應。辛亥革命就在新、舊勢力妥協之下獲得成功。民國之後，在實施民主過程中所出現的諸多困難與挫折，亦部分地源於此一妥協的性格。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民國體制所受到的第一次挑戰是袁世凱的帝制，他邀約支持者組織籌安會，宣揚「君憲救國」。此舉受到國內強力的反對，其中最具決定性的反袁力量是雲南所組成的護國軍。此一討袁行動結合了以唐繼堯為首的雲貴軍人、以梁啟超、蔡鍔為首的進步黨人與李烈鈞等國民黨人。反袁勢力逐步擴大，得到各地的回應，列強亦對袁世凱提出警告。袁世凱此時迫於內外壓力，只好結束帝制，從而一病不起。此後，雖陸續有溥儀復辟、國民黨推行法西斯主義等歷史逆流，然民國理想已穩固確立，專制一去不返，民主共和成為國人至今仍努力追尋的目標。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推翻了數千年的專制政體，建立了中華民國。此一中華民國雖在1949年遭遇重大的挫敗，但一直到今日，中華民國仍然存在，而且是全世界華人所建立的國家之中最自由、最民主的國度。台灣的民主實踐與辛亥革命有直接的關係。眾所周知，台灣民主的成功出於多種因素與相當特殊的歷史機緣，其中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即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提供了中華民國的政治框架和思想藍圖，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訴求，標舉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這些建國理念對台灣民主發展有重大的助益。

 

其中的一個最明顯的關連就是：民權主義提供了戒嚴時期反對運動的理論基礎，同時執政黨也依此來解除戒嚴，回歸真正的「自由中國」。由這角度來觀察，今天存在的中華民國是1911年辛亥革命後所建立的，其基本的政治內涵即是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所說的：中華民國基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這樣一來，三民主義是非常珍貴的思想遺產，也只有在這樣的思想引領下，才看得到台灣民主發展進程中內在蘊含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力量。

 

三民主義對中華民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讓在台灣的中國人，從事一項重要的政治實驗，而證明在中國文化影響之下、在肯定傳統之精神中，中國人可以建立以一個以自由民主制度為基礎的現代生活。當然，民國以來實施民主的很多問題直到今天依然延續，這是我們所必須面對的一個嚴峻挑戰，也是我們今天追索辛亥革命、慶祝建國百年的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