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開沅（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是辛亥百年。作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萬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說的那段話：「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能不為民生主義之擅揚時代也」。
過去有些論者，常常譏刺孫中山為空想主義者，其實大謬不然。他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時時事事都從實際出發。他不僅密切關注現實，還關注歷史，更關注未來。他沒有把西方現代化看作完美無缺的樣板，更沒有機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總結既往百年世界歷史的基礎上，對西方的先進文明有所選擇「因襲」，更有所斟酌「規撫」，從而才完成新的「創獲」——「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歷經千辛萬苦，終於領導中國人民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百年銳於千載」是孫中山對於同盟會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歷史的精闢概括，其實這句話也可以形容同盟會成立以後這一百年的世界歷史，因為二十世紀的「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等等，其變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遠遠超越了十九世紀那一百年。我很重視「百年銳於千載」這句話，認為只有透過這前後兩個一百年世界歷史的發展變化，才能更為深切理解辛亥革命。
我們欽佩孫中山，因為他在倫敦總結十九世紀百年歷史並思考人類文明走向時，並無任何具有實力的社團作為依托，主要是時代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館漫游書海，幾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獨。然而他並不寂寞，他的心與祖國，與受苦民眾聯結在一起，同時也與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聯結在一起。他把祖國命運放在世界命運中間認真思考，並且像耶穌背負十字架一樣，心甘情願地承擔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沉重課題。
我們欽佩孫中山，還因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問題，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國現代化的各方面實踐，都已經成為寶貴遺產，在此後百年的中國歷史進程中或多或少產生影響。辛亥革命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它更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運動；並非起始於辛亥這一年，更並非結束於辛亥這一年。像任何歷史上發生過的社會運動一樣，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後果，而前因與後果都有連續性與複雜性。我們不是辛亥革命的當事人，沒有任何親身的經歷與見聞；但是作為後來者百年以後看辛亥，可能對當年的若干重大問題觀察得更為客觀、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於我們探索其前因後果的連續性與複雜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條件。
因此，我們反思辛亥百年，應該在連續性與複雜性方面多下功夫，換言之，就是在時間與空間兩方面作更大的擴展，以期形成長時段與多維度的整體考察。
僅以三民主義為例，就能引發許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義，過去的研究多半側重於「排滿」問題的實質探討，而有意無意冷落了「五族共和」的闡析。其實，在中華民族作為國族認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僅開創於初始，而且還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諸層面有持續的探索性實踐。應該承認，孫中山及其後繼者，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貢獻，至少我們在中華民族作為國族的總體觀念上與前人是一脈相承。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在增進民族平等、團結，發展民族地區經濟、文化，乃至促進少數民族內部社會革新等方面都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績。但是，在民族認同與民族團結方面仍然存在若干問題，仍然需要從歷史到現狀進行系統的梳理與總結。
作為歷史遺產，辛亥革命也有負面的因素。為鼓動民眾推翻清王朝而狂熱地鼓吹「排滿」，顯然對早已存在的大漢族主義或漢族中心主義有所助長，長期以來，無論是對歷史還是對現實的看法經常會有意無意地顯現。即以二十世紀初年革命報刊極力制作宣揚的「黃帝文化」而言，至今我們一味「宏揚」而未能有所「揚棄」其「漢族中心主義」內涵。所以我自去年以來不斷提倡「新黃帝觀」，即給始祖文化符號以更具包容性的詮釋，這樣才能更為增進全中華民族作為統一國族的認同，可能也更符合孫中山「五族共和」的積極意蘊。
其次是民權主義，回顧過去百年，也會有許多新的認知與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國從此深入人心，此話不錯亦非虛，但這次革命也僅僅是開啟了共和之門，邁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孫中山自己為例，他對五權憲法的創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經明確揭示：「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但是，對於這個理念懂之者不多，應之者甚少，連孫中山自己也還缺乏相關的架搆設計。直到一九二○年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并就任非常大總統之後，孫中山才逐步把五權憲法從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國家體制框架。概括起來，無非是：1.以「權能分離」作為理論基礎；2.「五權分立」具體化，成為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五院政府的架搆；3.進一步確定縣一級實行選舉、複決、罷免、創制等直接民權，每縣選代表一人，組成國民大會代表全國人民行使政權，並授權中央政府行使治權。他認為，如此既可防止議會專制，又可杜絕政府腐敗；既可實現「直接民權」，又可實現「萬能政府」，堪稱民權主義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權憲法」倡議以來，孫中山卻未能在生前實施自己的方案；而國民黨定都南京以後，所謂「五權分立」的推行也是舉步維艱，其後逐步演變的荒腔走調，更非孫中山所能預料。應該說，「五權分立」的立意還是積極的，即為了防止西方議會、政黨政治的弊端，將考試權從行政權分出，糾察權從立法權中分出，藉以尋求更為完善的權力相互制衡。國民黨內外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服膺者也並非都是虛應故事，其中確實有些忠貞之士滿心期望通過五權憲法的實施，把中國引向民主與法制的進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設計，都改變不了國民黨政府「黨治」、「軍治」、「獨治」的嚴酷現實，「五權分立」的政治架搆只能流於虛有其表的形式。
這種披「五權憲法」外衣的威權統治，在一九四九年以後隨國民黨的失敗而轉移到台灣。直到蔣介石死後，迫於內外形勢的急速變化，蔣經國在臨終前解除了黨禁、報禁與戒嚴，這才結束了威權統治。正是在此以後，「五權憲法」、「五權分立」才真正在台灣的政治實踐中受到全面檢驗與不斷修正。
無論西方與東方，特別是在東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國家的成長、完善，都必然要經過一條漫長、複雜、曲折而艱苦的道路。中國長期處在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統治之下，從來沒有什麼議會政治的傳統。過去認為這是一個優點，其實這只是有利於「槍桿子裡出政權」，政權的更替只能通過武裝鬥爭，別無其他良策。現今，國家已經富強，並且逐步走上民主與法治的軌道，我們應該更加尊重前賢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誠努力，從他們留下的經驗教訓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頸，建設更為完善的中國先進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義，這是孫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遺產，也是當時最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張，但在百年之後，卻成為中國與世界面臨的最為緊要的嚴重問題。孫中山師法亨利．喬治與約翰．穆勒，同時又從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倉等方案中受到啟發，提出「平均地權」以謀防止資本主義貧富兩極分化的弊害。孫中山自信「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過去曾被譏評為徒托空言，其實他和他的後繼者在這方面還是做過多方面的探索與討論，積累了頗為豐富的經驗教訓。民生一詞，從經濟而言，涵蓋「發展」與「分配」兩個方面，這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歐美強矣，其民實困」。二十世紀初始，中國資本主義還處於極為幼弱時期，一九〇五年提倡「節制資本」，誠然是「睹其禍害於未萌」，但現今對於中國而言則早已是嚴酷的現實。我們雖然標榜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並未能置身於資本主義「禍害」之外，而雙軌制經濟並存衍生的權錢交易，更使這種「禍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幾年，政學各界及媒
體、網絡苦心焦慮，「民生」一詞遂成出現頻率最高的話語之一。
孫中山及其後繼者設計的多種具體方案，已成昨日黃花，很難解決當前社會深層轉型的複雜問題，但「一手抓土地流轉（平均地權），一手抓投資調控（節制資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發。孫中山是農民的兒子，他對貧苦民眾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時間甚久，對資本主義社會弊病理解最深。這樣的領導者，鄭重提出的政治設計必定有其現實根據，更有豐富的思維蘊含，我們理應給以珍惜，作為當前排難解紛的借鑒。
最後還有孫中山晚年對世界主義，特別是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關係的思考，經過百年世界風雲變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經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發人深省。
孫中山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臨終仍不忘呼喚：「和平，奮鬥，救中國」。他又是偉大的國際主義者，從革命一開始就謀求國際合作，而且晚年還更為熱忱地呼籲建立一個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為人題字，書寫極多的就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他應該是近代中國最高層政治領袖中堪稱「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孫中山，不再簡單地以東方、西方或者膚色差別劃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區分為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大陣營。他呼籲全世界「受屈人民」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而所謂「受屈人民」不限於「被壓迫民族」人民，也包括「壓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雖已強大然而真誠支持世界各國「受屈人民」的蘇聯。他甚至天真地把「蘇維埃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等同起來，勸說日本「聯蘇以為與國」，共同支援亞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鬥爭。這可以認為是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又一次升華。
孫中山以「恢復中華」作為自己革命生涯的發端，但是從來沒有把民族主義的範圍侷限於中華，更沒有以此作為終極目標。他認為民族主義乃是世界主義的基礎，因為被壓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復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後「才配得上講世界主義」。并且期望以俄國人民作為歐洲世界主義的基礎，以中國人民作為亞洲世界主義的基礎，然後擴而大之，才能實現整個人類的世界主義。
百年以來的世界，風雲變幻，日新月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與後冷戰的國際格局演變，與孫中山的理想相距甚遠。但是他的總體思路，特別是有關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關係的深沉思考，並非純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許多值得重視的現實依據。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個世界，人類已經進入網絡化信息時代的今天，正確處理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的關係，仍然是極為複雜而又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當前某些政論家正在搆思的所謂「全球地方關係」（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與孫中山的思路正相呼應，似乎一脈相承。
舉一可以反三。中國現代的歷史敘事，黨派成見影響甚深，意識形態束縛尤多，所以很難求得客觀、公正、深切的理解。所以必須以更為超越的心態，廣博的胸懷，把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並真正置於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長時段的宏觀考察與分析，才可以談得上史學的創新，思想的解放，對中國、對世界，於學術、於歷現實都大有裨益。
我認為這是對辛亥百年的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