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自：南京論壇（點我看原文）

圖／文：周錫瑞

 

從1895年孫中山在廣州舉起革命大旗起，中國革命黨人就一直進行顛覆政府的活動。每一次，基本戰略都是聯合秘密會黨，並利用那些會黨作為革命的突擊部隊。每一次，暴動起義都被數量、裝備和訓練俱佔優勢的政府軍隊所粉碎。我們早就看到了在湖南和湖北的三次這樣的革命嘗試：1900年的唐才常自立軍起義，1900年黃興在長沙的暴動計畫，和1906年的萍瀏醴起義。在湖北，甚至在動員秘密會黨的努力繼續進行的時候，某些革命黨人就早已決定在新軍內部進行組織工作了。如上面已經提到的，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的某些重要成員參加了新軍，還有些人特別為了醞釀革命而加入新軍。

 

▲圖為萍瀏醴起義形勢圖。

 

萍瀏醴起義，又稱丙午萍瀏之役，是同盟會策動會黨和礦工的武裝起義。1905年湖南發生水災，官僚豪紳乘機哄抬米價，饑民載道。1906年同盟會會員劉道一等從日本回到湖南聯絡會黨，宣傳同盟會綱領，確定了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三處同時發動起義，萍鄉方面以安源煤礦礦工數千人為主力。

 

萍瀏醴起義之後對學生運動的災難性的血腥鎮壓，加速了激進分子在軍隊內部展開工作的趨勢。當組織起來的秘密會黨進行了工人、農民對抗官府、紳士的階級暴動的時候，當權派的鎮壓就表現得很清楚：1904年，他們曾經容忍過紳士子弟出身的激進學生進行活動，現在，他們可就再也不能容忍這類活動了。從而，一方面，革命黨人關懷自身生命的安危，另一方面，想尋找一個更有希望的革命戰略。結果，他們離開了秘密會黨，把注意力集中於新軍。顯然，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策略。

 

毫無問題，革命黨人在湖北新軍中的滲透，較其他任何一省都遠為深刻和更著成效。1911年，雖然新軍在許多省內——特別是江西、陝西、山西、雲南、廣西和福建——在領導革命方面起了關鍵作用，但是，在每一情況下，領導人只是少數軍官，經常是那些在日本受過訓練的新的軍事上流階層成員，而不是革命政黨和在士兵行列中的根本力量。湖北軍隊裡面革命黨人的不同凡響的力量，可能完全是事出偶然。不過，湖北和全國其餘各省的對比如此鮮明，我們就應該找出一個更能令人滿意的答案。

 

湖北和其他各省的區別，似乎有三個方面：它的新軍的規模和文化水準；軍隊在主要通商口岸集中；省內的學校系統，沒有能力吸收全省所有的受過部分教育的、有革命潛勢的青年。除了中國北部地方之外，湖北有數量最多、教育水準最高、訓練最精的新軍——一個完整的鎮和一個混成協。它是在軍事改革方面堪與袁世凱北洋軍的成就相匹敵的唯一省份。還有，湖北的軍隊集中於武漢三鎮，報紙上對清廷的反復批評，激進的學生活動，復興中國的普遍熱情，帝國主義列強勢力在租界地區經常的、令人惱怒的存在（這是一種只能激起愛國青年士兵的正當義憤的存在），都深刻地影響著他們。在北方，按照庚子條約，新軍禁止駐屯在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天津。這樣，北洋軍就只得駐紮於較偏遠的農村地區，在那裡，從來就不產生感染普遍不滿情緒的城市政治氣氛。南方城市，尤其是上海，雖然經常有著激烈的學生活動，但是，這些城市由老一些的、受教育較少的、通常是較保守的軍隊單位駐屯保衛，就是說，駐屯保衛的單位，經常是巡防隊，而不是新軍。

 

湖北新軍為清末張之洞於湖北訓練的「新式」軍隊，編成張彪任統制的陸軍第八鎮與黎元洪任協統的第二十一混成協。 武昌起義就是由湖北新軍參與的革命軍率先發難的。

 

▲左圖為張彪，右圖為黎元洪。

 

湖北新軍的建制規模、文化水準和集中駐紮於城市，這三者，足以使它在中國南部難於匹敵。北洋軍的規模數量，肯定有這麼大，幾乎（但不完全）像湖北軍隊一樣受過良好教育，而保定（北洋軍絕大部分集中於此）也並非完全與當時席捲中國的改革風氣隔絕。那麼，為什麼北洋軍培育不出革命政黨來呢？除了滿清在北方控制更加嚴密，南方的傳統反滿情緒較為高漲之外，我寧可設想，問題的答案在於：直隸省新政的活力和一般成就。普遍創設新學堂，在新學堂裡，或在其他新政機構裡的就業機會，為直隸省的有志青年打開了許多條前進的道路。在湖北，情況恰恰相反，思想情緒變易不居的青年，其雄心壯志經常受到挫折壓抑。甚至在新軍裡面謀一份差事，也不能滿足願望，因此，這些人就形成革命運動的核心力量了。

 

有人揣度，軍隊中的革命運動，反映了「農民的不滿」。不過，資料說明：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是出身于富農或較貧紳士家庭的有文化的年輕人。他們不滿的產生和發展，來源於當了軍人以後，壯志未酬，屢受顛挫，較之來源於農民的竭蹶困苦要多些。把這些人帶進軍隊裡來的決定性事件，是1905年頒佈、1906年實行的廢除科舉考試制度。新政措施要求人們具備法律、行政、經濟、技術、國際關係、外國語文、醫藥衛生、軍事科學、植物農藝等專門學科的實際知識。但這些都不在經典科舉的範圍之內。為了滿足這些新的需要，新學堂撤換了從前教育中國青年應考的私塾老師、鄉村教員和城市裡的書院。取得學校文憑和熟練掌握某些實用部門的知識，開始代替作為進入政界先決條件的科舉考試的功名和經典古籍的學習。

 

在缺少任何可靠統計資料的情況下，從階級流動性的角度，來判斷改變了的選拔徵集上流階層的方法的效果，是極為困難的。舉例來說，人們定會猜測，許多新學堂的建立，為富農或中農子弟琢育充實自己，並由此升騰到上流階層，提供擴大了機會。不過，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除了像直隸這樣特殊的省份以外，新學堂的數目仍是十分小的。1908年湖北的1200所初等小學表明，每24000人口當中，不到一所也許只配備兩名教員的學堂。還有，學校在城市地區集中，使它們更難接近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中等小康之家出身的、頗具抱負的農家子弟，以其一半時間從事耕作、一半時間就讀于鄉村教師（俗稱「半耕半讀」），寄望於有朝一日，通過科舉，然後沿著通向做官發財之道前進，這已經是再也不可能的了。現在，進入上流階層地位的機緣，只對這樣的人是適用的：他們的家庭，有能力把他們輸送到城市裡面去，供他們食物、衣服和住宿津貼，並交付學費、書籍費和學校補給費用。經常有意見反映出來，新教育制度降低了社會的階級流動性，和舊式科舉制度比較，甚至更加有利於富人。

 

許多比較窮的學生發現，自己不可能通過新學堂發跡。同時他們發現，稍具文化知識的年輕人，在新軍裡面有獲得迅速進取的機會。還有，當時的愛國主義強調，軍隊有保衛國家、抵抗帝國主義的第一線的重要性，軍事職業的身份地位陡然增高。關於青年學子參加軍隊當兵、希望迅速出類拔萃的故事，真是不勝枚舉。同樣的事情，雖然在中國北部也出現了；但是，張之洞對於徵集選拔有文化教養的人投身軍隊的特別期望，以及湖北中、高等文官學堂制度不發達，就使這種現象在湖北特別普遍。正如一個從軍者以典型的誇張語氣所說：「凡知識份子，見科舉已停，貧士無進身之階，遂相屬投軍。」另一個人這樣敘述了他的經歷：

 

1906年（光緒丙午），我年19歲，認為男兒無路請纓，須當有懷投筆，乃奮志投入武昌新軍第三十一標前隊充當士兵。

 

特別在1905—1906年，正當科舉考試制度廢止、較多新制學堂尚未建立之前，有一群為數可觀的秀才在湖北參加了軍隊。一個前士兵回憶，1905年和他一起在黃陂應募入伍的96人中，有36人是廩生或秀才。另外一個人表列了40個參加軍隊的秀才名單，這些人後來都成了革命黨人。有一條常見的、經常為人引用的成語，描繪這種現象是：投筆從戎。一個自己就這樣做了的人說道：「庚子以後，士人多投筆從戎，不以蒼頭為恥。」

 

▲廩生即廩膳生員，科舉制度中生員名目之一，由公家給以膳食。廩生可自公家領取廩米津貼，謂之廩保，其定額甚嚴，每年都要考列三等，通過考試才能保有食廩資格，故為諸生之首，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地位。童子應試，必須由該縣的廩生保送，乃得入場。圖為童子應試的認保廩生和派保廩生。

 

廢除科舉考試，堵死了舊有的榮身之途。與此同時，好幾種新政機關打開了新的前進道路。不過，許多人認為，經濟上的因素，決定著一個人究能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最富有的人，和那些有著最好夤緣關係的人，能夠出洋深造，特別是到日本去。中等富裕家庭的人，進本省的學堂。一般粗通文墨的最窮困的人（他們至少也該是富農）參加軍隊。許多年輕人來到武昌，打算在那兒進一所新學堂。他們發現，不可能通過入學考試入學，也沒有足夠的錢註冊入學。這樣，他們就參加軍隊了。其他的人發現，要做一個教師，必先讀完六年初小和六年中學。他們認定，參加軍隊要強得多。在軍隊裡，一個有文化教養的年輕人，在極短年限內，就可以被提拔為下級軍官。

 

事實上，湖北軍隊裡面革命政黨的所有領袖，也可能是大多數成員，都是從這個有志向的、年輕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到30歲）、有文化的士兵中募集的。他們出身于農民的最高層和上流紳士的低層家庭。可能有80％的領導幹部，出身于較低紳士、地主或富農家庭。再有，革命党人集中的特種兵單位，顯示了他們在軍隊內的上流階層本質。根據所有記載，在招募軍隊時，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較第八鎮統制張彪更加堅持要求一定的文化水準。全軍的工程兵和炮兵單位要求有特殊技能的專家，這就在事實上使文化知識成為不可或缺的了。正是在這些單位，革命黨人的力量最強。外國觀察家把第八鎮工程營看做是湖北新軍的「訓練最好的軍隊」。但是，它也有眾多的革命黨人。按一個成員的說法，占全營人數的40％。黎元洪的混成協也相差不遠。

 

一個有文化的年輕人一旦參加了軍隊，晉升的最快道路就是進陸軍特別小學。這所學校的「學兵」，從軍隊佇列內部選拔。生活和隸屬於正規的軍隊建制單位，可是白天上學。全國只有張之洞在湖北辦了這樣一所學校，但它達到了募集有文化的士兵的宗旨。不過，陸軍特別小學的畢業生極少人獲得他們所期望的向軍官階級的提升。他們的上進道路被老一些的在職軍官所阻，這些軍官是武昌和保定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和歸國的上流的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根據一份記載，在陸軍特別小學1500—1600名畢業生中，大約只有100人在革命前被提拔為軍官。實際上，這所學校產生了一批願望受挫的、心懷不滿的年輕士兵和下士的畢業生。革命情緒正是從這一類願望受挫折的人們中萌發出來的。一個革命軍人回憶道：

 

軍官都由上級派來，一般當兵的沒有升任的希望，即使升遷，也只有極少數人，並且充其量至多到排長地位，絕大多數的士兵，只能終身充當士兵，這種不滿的思想，都已埋藏在每個士兵的腦海中間，如能利用這一情況，進行宣傳，必定容易深入，收到極大效果。

 

由於士兵發現他們的升遷機會被他們上面的軍官所阻，他們漸次瞭解在新軍中劃分軍官和士兵的基本裂罅。新軍軍官大致屬於兩種形式。有些人是從紳士家庭募集來的，並且成了在軍事方面與改良派文職上流階層地位相當的人物。他們在生活方式與身份地位上，和士兵們迥不相同。用北一輝（日本泛亞細亞主義的對中國革命的支持者）的話說，他們純系「美食輕裘這一類。他們不具冒險的膽量」。其餘的人缺少正規教育，他們是從舊軍隊中升騰起來的。愛國青年對這些人嗤之以鼻。一家報紙對此指出：「較高層的軍官依然不學無術（像王德勝及其同類），有才智的人，類皆屈居人下。軍官們粗暴野蠻達到頂點，而部隊則從內心裡驕傲和憤怒。」這些人的財富（大概是非法所得）和上流階層的身份地位特別惹人惱恨。舉例來說，1910年，對武昌十五協協統王德勝徵用士兵營造大公寓，並為他私邸服勤務，就嘖有煩言。另一個暴發戶軍官是第八鎮統制張彪，他與一個前縣長（他的賭友之一）合作開辦了一個錢莊。這是一批顯眼的人們，他們的財富、朋友結交和一般生活方式，把他們和營房裡的普通士兵們強烈地隔絕起來。軍隊裡的革命黨人，深知把他們和軍官割裂的鴻溝。日知會被鎮壓後，他們再行組織自己的革命政黨時，就曾明確規定，軍官是被排除在外的。

 

在許多省份裡面的新軍，無疑都存在著下述情況：年輕士兵具有文化，招募來的士兵的升遷志願受挫，以及分離軍官和士兵的社會裂罅。和湖北一樣，在湖南，也存在著這種情形。我猜想，進一步的研究將會發現，在其他省份內，也將有類似現象。不過，湖北軍隊集中於城市，部隊的文化程度，以及獨一無二的陸軍特別小學，加深了湖北士兵不滿的問題的嚴重性，並且提供了一種條件，在此條件下，這類不滿可以變成對清朝的革命反抗的政治規範。

 

本文節選自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第五章「革命的來臨」第一節「湖北軍隊不滿的根源」，楊慎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