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自：南京論壇（點我看原文）
圖／文：廖太燕
▲胡適先生像
除了擁有作家、學者等身份，胡適還是深具影響力的編輯家，如有學者所言他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先後編輯、主編或創辦過《競業旬報》《新青年》《每週評論》《努力週刊》《新月》《獨立評論》等，「他對編輯事業介入之深、涉及之廣、持續之久，在著名學者中，少有人能與之相比。」(1)徐希軍：《胡適編輯思想與實踐》，《安徽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殊為可惜的是，過往研究在梳理胡適的編輯行為或論述其編輯思想時均未提及《申報·文史週刊》，對其加以探討有助於我們瞭解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出版文化和學術形態，辨析胡適在該時期的編輯活動、論文撰述和學術思考等，頗具研究價值。
01《從大公報·文史週刊》到《申報·文史週刊》
1946年9月，出於與北方的人文學者加強聯絡的目的，上海《大公報》負責人邀請胡適主編「文史週刊」，時任胡適秘書的鄧廣銘成了執行編輯，據其回憶在打理刊物時出現了幾次處理失當，如第15期將胡適研究曹魏秘密機構——校事府的論文《曹操創立的「校事」制》放在首篇，胡適與盧慎之討論《水經注》校勘問題的信函為次篇，引得滬上進步學者集矢攻擊，認為胡適主編的刊物把自作當頭條刊出，分明是要為國民黨的特務政治尋找歷史根據，有意充當政治幫兇。該刊還刊過有損左派學者聲譽或招致其不滿的文章，如《評翦伯贊的〈杜甫研究〉》直稱此篇名為「研究」的文章存在一些硬傷；一篇評價郭沫若《十批判書》的文章對郭氏多有不敬之處。左派文化界人士認為是胡適有意為之，對《大公報》造成了巨大壓力，致使《大公報·文史週刊》1947年11月停辦。(2)鄧廣銘：《漫談我和胡適之先生的關係》，《鄧廣銘全集》第十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8頁。1947年12月創刊的《申報·文史週刊》正好銜接上了。
從1947年12月6日至1948年6月26日，《申報·文史週刊》持續了七個月，共計刊出29期。它首期登載了簡短的「發刊詞」：
我們所謂「文」，是廣義的。自語言文字的詮釋，以至於古今文籍和中外文學作品的研究，全都包括在內。只有純文藝的作品和譯品，我們不打算登載。我們所謂「史」，也是廣義的。凡對於一件史事的敘述和考釋，一部史書的介紹和批評，以至於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和科學史上的任何一個問題的探討，全部包括在內。這個刊物既是日報的一種副刊，我們當然要顧及一般讀者的興趣，因此，我們這裡所登的文章，要力求其通俗簡短，深入淺出。太專門的考據文字，太艱深的文言文，以及四千字以上的長篇大論，我們全不打算登載。我們不標榜任何史觀。我們只願意把各人治學的一點一滴的成績，或大或小的問題，用明白流暢的文字寫出，以求各地同道們的指正。(3)《發刊小引》，《申報》1947年12月6日，第8版。
刊物主張刊發文史研究和批評類短制，目的在於用明白流暢的文字展示學人對人文領域的具體學術問題的思考，或關於某個議題論證、解決過程的心得體會。它被安排在《申報》第八版，偶爾出現在第七版或第九版，刊頭「文史」二字由主編胡適題簽，通訊處為北平松公府國立北京大學，並注明「本刊每逢星期六出版」。
查閱相關資料，未見胡適直接談及《申報·文史週刊》的記錄，但仍可以追索出一些資訊，如《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47年9月12日」條記錄胡文《記鐵琴銅劍樓瞿氏藏明鈔本水經注》源自該年9月5日他與徐森玉到常熟訪友見到明抄本《水經注》所作的筆記，回北平後寫成題記，年譜編寫者點明該文摘自《胡適手稿》四集，(4)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第1991-1992頁。此文刊在週刊第2期(1947年12月13日)。「1948年3月4夜」條記錄他在修改《試考水經注寫成的年歲》，「此文不知作於何時，至四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在紐約改定，到了四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在臺北縣南港再改定」，年譜編寫者點明該文摘自《胡適手稿》六集「補遺」，(5)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022頁。而週刊第14期(1948年3月13日)刊過《試考水經注寫成的年代》。又如《胡適書信集》收錄胡適1947年11月16日《致俞平伯》函一封，它以《談「絕句」的一封信》為名刊在週刊第1期(1947年12月6日)。再如胡適日記記錄他自天津圖書館借得四十卷全祖望《水經注》五校本，兼用趙東潛刻本、戴東原校本、沈繹旃校本等校勘薛福成《全氏七校水經注》刻本，不久寫成《全謝山戴東原改定水經各水次第的對照表》等文，其中有三篇刊在《申報·文史週刊》上。
02《申報·文史週刊》作者群分析
通常，從作者的構成能夠分辨一個刊物的風格、選文標準和出版機制等，《申報·文史週刊》的作者包括胡適、季羨林、唐蘭、閻金鍔、王重民、週一良、游國恩、裴文中、毛子水、鄧廣銘、周祖謨、勞幹、向達、王毓銓、陳夢家、王利器、刑公畹、漆俠、夏鼐、向長清、唐長孺、常任俠、徐規、丁則良、陳垣、徐光摩、汪篯、葉玉華、容肇祖、吳曉鈴、夏承燾、隋樹森、汪世清、金克木、彭澤益、冉昭德、程會昌(程千帆)、姚敬存、張政烺等近30人，既有成名已久的卓然大家，也有處於學術研究上升期的學界中堅，還有剛剛展露頭角的學術新秀，其中胡適刊文9篇(另編後記3篇，信函幾種)，唐蘭9篇，周祖謨7篇，鄧廣銘6篇，季羨林6篇，向達5次(同一主題連載)，王重民4篇，漆俠3篇(4次)，週一良2篇(一篇連載3次，信函1種)，陳垣2篇，王利器2篇，唐長孺2篇，毛子水2次，閻金鍔2次，金克木2次，裴文中2次，其他均為1篇或1次。
上述這些作者與主編胡適多有私誼，除了陳垣等少數前輩或同輩朋友，其他幾乎都是親承謦欬、服其治學之法的後輩學人，如季羨林、鄧廣銘、週一良等。季羨林在《大公報·文史週刊》刊出《木師和畫師的故事》，在《申報·文史週刊》刊出《語言學與歷史學》《儒林外史取材的來源》《佛教對宋明理學的影響》等六種，他早期學術成果基本是在胡適主持的刊物發表的。他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一文中深情回憶了在人生路上遇見的六位有教導或知遇之情的恩師，陳寅恪將他推薦給胡適、傅斯年和湯用彤，讓尚在學界籍籍無名的他得以入職北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彙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麼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6)季羨林：《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子通主編：《胡適評說八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年，第55-56頁。季氏的歸國日記就記述了他與胡適在學術和生活上的頻繁交接。
鄧廣銘與胡適尤近，他撰有多篇文章談及此種淵源。1930年，準備投考北大的鄧廣銘旁聽了胡適的哲學課程，並在就讀輔仁大學期間放棄學業再考入北大。他選擇胡適作為畢業論文導師，胡氏對其研究論文極賞識，逢人滿口說鄧生，將他留在北大文研所，盡心指導他從事辛棄疾研究。抗戰勝利後，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邀鄧廣銘回北大任教，並協助辦理校長事務。胡適到任後，鄧氏仍在幫忙，負責接見來訪的陌生客人或答覆慕名而來的信件，他在《大公報·文史週刊》刊出《論范仲淹的師承——辨宋元學案所謂「高平所出」》等五篇論文，在《申報·文史週刊》刊出《漢武帝的「王霸並用」的治術》等六篇文章，出現更為頻密。
週一良在《大公報·文史週刊》刊出《跋敦煌寫本「海中有神龜」》，在《申報·文史週刊》刊出《談佛典翻譯文學》（分三次刊完），《漢譯馬鳴佛所行贊的名稱和譯者》。1945年，歸國博士週一良到燕京大學任副教授，其實傅斯年已向胡適推薦他至北大任教授，不久他轉到清華，經朱自清、陳寅恪首肯開設「佛教翻譯文學」課程，據他回憶：「自回國到解放前後，我的時間精力仍放在研究方面，主要寫了關於魏晉南北朝和翻譯佛典方面的一些論文，與胡適、向達、王重民諸先生時有商榷。對於胡先生，當然仍很尊敬。我父親聽說他研究《水經》，叫我把他自己所藏一冊抄本送給他，供他鑒定。」(7)週一良：《畢竟是書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44頁。《胡適書信集》錄有寫於1948年的《致週一良》(殘稿)：「今早讀你的《翻譯佛經中的兩個虛字》，很感覺興趣，我很贊成你的方法，對於你的結論『曼』『續』的解釋，我也大致贊成。」(8)胡適：《胡適書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175頁。
對照這幾位學者的學術生涯，《申報·文史週刊》的重要性就顯現出來了，這些論文為他們從事學術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季羨林在比較專著和論文時尤重後者：「專著誠然很好，但也有它的局限。一寫專著，必求全面，結構框架，一一推敲。為了裝點門面，中間必然摻上一些搔不著癢處的東西。論文則不然，可以就一個小問題闡述自己的看法，直抒胸臆，不用攙水。從世界學術史上和中國學術史上來看，論文的作用都不能低估。」(9)季羨林：《〈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後記》，《季羨林學術著作選集序跋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273頁。如此，在自己主持的學術園地裡，胡適憑其愛才之心、惜才之舉，為年輕學人的成長起到了有力的烘托和助推作用，即便「發刊詞」原本規定不發表4000字以上的論文，卻連載了幾位青年學人的長篇論述，讓他們的學術觀點得到了充分詳盡的表達。
《申報·文史週刊》所刊文章基本為學術性的考辨之作，而能取材廣博、包容萬有，它本質上是同人刊物，與《大公報·文史週刊》相比更純粹，如譏諷翦伯贊的杜呈祥再未登場，類似批判郭沫若的論文再未刊載，建構了一個關係更為密切、理念更為趨同和立場更為接近的學術共同體。
03《申報·文史週刊》的學術理念和刊佈模式
整體而言，《申報·文史週刊》具有兩大特色。
第一，從為學範式看，它刊出的90余種文章或重考證，採取極傳統的研究方式，如箋證、試釋和辯偽；或偏論述，但不脫對史實、史料的辨析，這種考述兼融的「新漢學」風格正是胡適學術理念的一貫體現。如季羨林的《語言學與歷史學》開宗明義指出語言學、歷史學分屬不同學科，卻能互相幫助，歷史學有助於語言學已成共識，語言學對歷史研究大有裨益，甚至某些歷史問題只能從語言上解決則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比如關於印度歐羅巴民族原居地和遷移情形的探討，比較語言學可以起到關鍵作用，從某些民族語言的共性可以剖析印歐民族的遷移分化，他認為分佈在歐亞大陸的白種人在紀元前幾千年本是一家，或許出於宗教衝突、政治分立等原因而分道揚鑣，在不同的區塊繁衍，建立不同的政體；通過民族所使用的字、詞、文法，對動物、植物的命名等可以分析它們生存的地理環境或遷移的路線、區域。季羨林總結，許多學科都能作為史學的輔助科學，而語言學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歷史已然證明語言學的結論多是非常可靠的，希望語言學者不要局限於本領域，須向外走出一步。(10)季羨林：《語言學與歷史學》，《申報》1947年12月6日，第8版。
鄧廣銘討論在慶曆新政至熙寧變法之間，大批士大夫傾向改革，蘇軾上過「安萬民、厚財貨、訓兵旅」的大計，主張推行「大有矯拂於世俗」的改革以「均戶口、較賦稅、教職守」，並作了制禦西夏、契丹的具體贊畫。蘇軾見王安石推行各種措施後招致紛擾，乃全盤翻轉了前議，故朱熹批評他前後「分明有兩截底議論」。作者指出持這種態度的不止蘇軾，尚有程顥、呂公著等，但朱熹為尊者諱，不免偏袒；眾人反對新法在於王安石違背了變法初衷是一種誣詞，相反王氏始終如一，他遭到各種阻力恰恰是未能實現變法的初意；程、呂從參與變法到與王氏關係變壞，不過畏於「人情之洶洶」，富弼、司馬光等均是如此。(11)鄧廣銘：《北宋舊党人士的「兩截底議論」——兼考司馬光首倡募役法》，《申報》1948年2月14日，第8版。作者通過史料細讀，分析了熙寧變法前後的社會背景、官場風氣和文化心態等。
胡適《試考水經注寫成的年歲》、陳垣《楊貴妃入道之年》、夏鼐《漢武帝征和年號考》、王利器《太史公書體裁探原》、常任俠《骰子起源考》、汪篯《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關係——玄宗朝政治史發微之一》等皆堪稱理據豐沛的考證傑作。這批論文所涉廣闊、內容豐富，囊括古代政體、階層、官制、賦稅、兵制、刑法、婚姻、教育、學術和宗教等。它們承襲乾嘉考據法，借助以深厚的考索功力掌握的豐贍史料，依照本證法、對證法、反證法、假設求證法、對勘法等手段訂正文獻或考證史實，在邏輯演繹和歸納綜合的基礎上得出獨見。它們不僅在資料上有所創獲，也超越了現象羅列和資料排比，透過表像探討問題，實現了義理與考據的融通，充分體現出「治史旨在求真」的治學理念。
第二，從編刊模式看，《申報·文史週刊》營造了開放的討論空間，一如胡適主編《努力週報》時所為：「讀者能夠爽直地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而編者也認真予以答覆，這不但可以見出胡適的心胸，而且還表明，作為一個編者，胡適努力以這樣的方式讓讀者參與報刊的言論，共同構建自由討論、平等對話的公共論壇。」(12)劉敏慧：《論胡適的編輯實踐與思想理路》，《江蘇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關鍵標誌就是批量爭鳴論文的刊載，在對談、比較中闡明各自的學術觀點，如楊樹達的《詩對楊王休解》認為鄭康成將「休」解釋為「美」不切，應當為「賜予」，「對楊王休」即「答楊王賜」，而唐蘭覺得結論下得太倉促，每個字詞的意義往往是多重的，訓詁家的毛病就是認為它是固定的、死板的，從而提出不同的觀點。(13)唐蘭：《論彝銘中的「休」字》，《申報》1948年2月14日，第8版。唐蘭的自作也遭到質疑，他連載於週刊第一、二期的《石鼓文刻于秦靈公三年考》回顧了唐宋以來關於石鼓文的討論，從文字學、語言學和文獻學等角度加以辨析，並根據青銅器對「朕」字的使用，秦公鐘，《沮楚文》《史記》和《呂氏春秋》等典籍推斷石鼓文為秦靈公三年之作。童書業迅即在《中央日報·文物週刊》刊文，認為石鼓文是秦文公時期作品，駁斥了唐蘭提供的主要證據，指認其未弄清先輩的文法，陷入孤證和默證的誤區。(14)童書業：《評唐蘭先生〈石鼓文刻于秦靈公三年考〉》，《中央日報》1948年1月7日，第7版。此後二人唇槍舌劍，互有辯駁：1948年3月6日、5月1日，唐蘭先後在《文史週刊》第13期、21期刊出兩篇答童書業之文，童書業則在4月《文物週刊》第77期、6月第85期刊出再質、三質唐蘭之文。最終唐蘭以公開信的方式致函《文史週刊》編者，指出雙方思想和方法不一，即討論的前提或出發點有差別，無法一同解決問題，他認為童書業所用的方法倒轉矛盾，經過幾次討論，「再答覆也不過是這些話，吃了信口開河，總離不了我那套老方法。多說廢話，徒然占了您寶貴的篇幅。真實的事情總有一天會被證明的，現在，既然思路不同，方法各異，再討論下去，只有‘後息者為勝’，不會有一點結論的。我雖怕人誤解了我的本意，卻也很怕我誤解了別人的意思，又很希望童先生能慢慢地自圓其說，所以決計就此打住，借此聲明一下，以後不再討論了。」(15）唐蘭：《關於石鼓文「」字問題致文史編者的一封公開信》，《申報》1948年6月19日，第7版。這次討論引發了學術界對石鼓文的興趣，由他們的辯論出發加以拓展的研究有所增多，出現了一次石鼓文研究的小熱潮。
刊物內部也形成了觀點截然相反的學術論爭。如游國恩的《談西洲曲》認為江北與西洲對舉，西洲自然就在江南；詩歌前面「無非是男子思念女子的話」，後四句「改作女子口氣」，在於「凡樂府歌辭多用對話體，往往作雙方問答語氣。這詩雖非直接對話，但結尾四句確因男子思念女子而為女子作一明白的表示，當然仍有對話的意味」，此詩的主題為男思女。(16)游國恩：《談西洲曲》，《申報》1947年12月20日，第8版。葉玉華則指出西洲在江北，「『西洲』是地名，『江北』是就其方位言之」；詩「通篇是女角的口吻」，「此曲起句雲『憶梅下西洲』是女子說的，中間『憶郎郎不至』也是女角說的，也先後一致。『君愁我亦愁』的『君』字是指男的而言，『我』即女角自稱，從上文一氣相貫下來。」而此江不必非是長江，南方一帶江甚多。(17)葉玉華：《與游國恩先生論西洲曲》，《申報》1948年3月27日，第8版。又如徐規的《〈沈括編年事蹟〉校後記》，丁則良的《讀〈沈括編年事蹟〉校後記》更是同期刊發，它們實為兩封正式的學術商榷函，不同觀點的同列便於讀者作出自己的判斷。
胡適經常有意識地組織和建構學術對話，如週刊第15期刊出徐光摩《王韜的卒年》，指出王韜的卒年眾說紛紜，不牢靠，作者偶得的徐兆蘭《梅墅吟草》中有繆少初序提及王氏逝於光緒二十三年。胡適撰了「編者後記」：「徐光摩先生從宣城寄這篇短文來，讓我們知道王韜死在光緒廿三年丁酉，西元一八九七。這個小考證，有許多學者一定歡迎。……前年我才聽說上海有朋友已考定王韜死在光緒二十三年，享年七十歲。我曾在我的一本世界大事年表上，把他的死記在這年，但當時沒有注出來源，也沒有說是任何人考定的。(倘有人指出，我很感激)徐光摩先生引的繆萼聯的《梅墅閑吟序》，是可信的證據。王韜雖不是『長毛狀元』，確是《申報》的論說主筆人。我盼望《申報》編輯部能費點工夫翻檢光緒廿三年秋季的舊報，給王韜的死年作一個最後的定論。」(18)徐光摩：《王韜的卒年》，胡適：《編者後記》，《申報》1948年3月20日，第8版。《申報》編輯室人員認真翻檢了過刊，並無結果。而受此感召，多名學者致函胡適進行討論，如彭澤益《關於「王韜的卒年」》論及羅香林、蕭一山、吳靜山等人觀點，確認了王韜的確切卒年，但對月份提出質疑。胡適又作《後記》：「本刊第十五期登出徐光摩先生的《王韜的卒年》一文，當時我曾寫一段後記，說我在前年聽說上海已有人考定王韜死在光緒二十三年，享年七十歲，並曾將此項考證結果記在一本世界年表上，但沒有注出來源，也沒有說是何人考定的，因此我很希望有人指出此說的來源與根據，給王韜的死年作一個最後的定論，後來我在南方旅行，收到張天松、譚正璧、彭澤益諸先生寄來的文章，都指明最先考定王韜生卒的是吳靜山先生的《王韜事蹟考略》，載在《上海研究資料》上。今將彭先生的文章刊佈於此，並向譚正璧、張天松兩先生致敬謝意。」(19)彭澤益：《關於「王韜的卒年」》，胡適：《後記》，《申報》1948年5月22日，第7版。可見，在胡適的張羅下，該學術議題得到了完滿的解決。
04結語
綜前所述，《申報·文史週刊》的研究價值極高。一是學術史意義。所刊論文涉獵中國社會、歷史與文化的諸多領域和時期，不少學術觀點為後世學者反復援引和研討，其中有些論文成了作者的代表性作品，如余冠英認為游國恩、葉玉華對《西洲曲》的討論「有很大的差異」「所見恰恰相反，而各能自圓其說，這是很有趣的，教人想起『詩無達詁』那句老話來。」(20)余冠英：《談西洲曲》，《漢魏六朝詩論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51頁。郁龍餘點出週一良的《論佛典翻譯文學》直承梁啟超的論述，從純文學、通俗文學和語言史等角度觀察佛經文學，見解十分精當，與譚正璧、鄭振鐸、朱維之等人的論述相比，周文「最具學術眼光」。(21)郁龍余、黃蓉等著：《印度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年，第265頁。二是對胡適研究的意義。厘清胡適與這份刊物的關係，分析週刊的作者隊伍、刊物特色等可以為探究胡適的人生行跡和學術生涯提供豐富有效的史料，是拓展和深化胡適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關東學刊》2021年第5期，第49—55頁）
注：作者廖太燕，系江西行政學院文化與科技教研部副教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