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呂芳上（國史館館長）

 

一、前言

100年前的辛亥革命，締造了中華民國，終結中國數千年來的帝制，對於東亞周邊各國，乃至全世界，都有歷史性的影響。檢討如此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事件，實屬不易。無可懷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領導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孫中山是具全球視野的時代巨人，是國人一直不能或忘的政治家，中華民國早就崇戴他為「國父」，1950年代後中國大陸也推尊他是「革命的先行者」。孫先生的確是受到海峽兩岸推崇最無爭議的人物。

 

民國89年，在臺灣政治史上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動：政黨輪替，靠選舉結果決定由民進黨來執政。民國97年，孫中山創建的國民黨再靠選舉贏回執政權。這種民主政治的實踐，又不能不使人想到孫中山，他以自由、平等、博愛，粉碎了帝制，改變天經地義的王朝歷史，開創新的政體，然後才有21世紀以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平和的政權交替與民主發展。民進黨政府不能不承認孫中山是國家的創建者；而國民黨一度淪為在野黨時，不能不搬出永不灰心的孫中山作為中興的精神圖騰；親民黨、新黨爭奪正統，都以孫中山的追隨者自居。也就是說孫中山雖然已逝世八十多年，但顯然孫中山的歷史遺產仍留臺灣且發揚光大。

 

誠然當民進黨執政時，過度強調臺灣主體性的歷史，的確製造了許多歷史盲點；而後來國民黨淪為在野黨時，又汲汲於連結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國民黨與臺灣的歷史，有意使中華民國臺灣化，也未免偏頗。由於政局的變動，使三民主義無形中束之高閣，孫中山「國父」的地位顯得岌岌可危。其後的選舉使政治生態再度改變，孫中山創建的國民黨的勝利，似乎又意味孫中山的地位不容置疑。顯然孫中山一直是與中華民國認同相連結的符碼（symbol），當國號的認同產生危機，連結的符碼也會被波及。這樣的故事告訴我們：歷史神話和歷史記憶，是可以被建構，也可以被遺忘，只有放在長遠又客觀歷史發展的脈絡中觀察，才能清楚的認識真實的孫中山和他留給後人的歷史遺產。

 

二、孫中山領導革命創建新局

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其目的在創造自由、平等、民主、均富的現代國家。孫中山是一位有大志，有決心，能容忍的領袖人物，交遊廣闊，有志一同；滔滔雄辯，聽者悅服；樂觀奮鬥，百折不撓，始能取得最後勝利。

 

孫中山在1885年立志革命時，以一個人面對一個龐大的帝國，奮鬥不懈，以網羅同志、宣揚主義、發展組織和策動群眾起兵為手段，使革命勢力日益壯大。1911年，歲次辛亥三二九，黨人發難於廣州，事雖不成，死事之壯烈，震驚中外，亦因而喚醒全國久蟄之人心。是年10月10日，駐防武昌之新軍同志，首舉義旗，公推黎元洪為都督，拜黃克強為總司令，以少數之師，擋清廷大軍於漢口、漢陽，其英勇犧牲、慷慨捐軀之氣魄，誠足以泣鬼神而動天地。其後長沙響應、滬杭起義，敵我形勢，為之更易，不數月，各省次第易幟，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於焉誕生。

 

當時獨立各省代表推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革命目標為民族獨立、民權普遍和民生發展。清帝退位，民族獨立已初步達成；民選總統和議員，民權普遍已初步成形；孫在卸任臨時大總統後，繼續致力於推動民生主義的實行。

 

辛亥革命的目標是要把一個以帝王專制為傳統的政治體制，改變為民主共和制度。辛亥革命的結果，開創了民國，的確給許多人帶來了民主政治發展的美好憧憬。民國元、二年間，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建構，舉凡總統制、內閣制、政黨活動、兩黨政治、參眾議院議員選舉、國會的成立等等，無一不在中國進行試驗。如果有良好的氣候和水土，西方移植來的花木，的確可以樂觀的期待它開花結果。無奈事與願違，在缺少相應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所有的嘗試，在民國2年3月宋案發生之後，無不一一失敗下來，這正好應驗了「欲速則不達」的說法。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西方民主制度的移植，不是一年半載就能奏效，也不是像剪辮燙髮、脫長袍著西裝這樣輕而易舉的事。

 

民主政治的發展是曲折艱苦的，政治的現代化的確不是一蹴可幾。政治走向民主化，需要一個能堅持民主理想的政黨，這個政黨尤其需要一位有遠見、有魄力的領導者。孫中山在民國2年9月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展開黨改造的工作。民國3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揭櫫「再舉革命」的大纛，訂定黨的目標，以討袁消除妨礙政治發展的絆腳石為首要任務，同時注意健全黨務，以「真革命黨」作為建立「真民國」的基礎。

 

這時，革命黨的命脈得以延續，中華民國民主共和體制賴以維繫，靠的是孫中山。他的性格和品德，無疑是決定他以一介凡人成就不平凡事業的關鍵所在。孫中山一生以「天下為公」做理念，有權也不謀私，淡泊自持，簡單樸素，人所共知。為了實現「求吾民真正之幸福」的理想，民國前從事革命運動，已弄得傾家蕩產，長期亡命異國。他是一個學者兼政治家型的人物，民初時人已認定「具有革命思想而又能實行革命規畫者，捨孫文以外，殆不多見也。」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恢宏的氣度，開闊的眼界，寬廣的思路，當一般人注意局部時，他往往能看到全體，別人忙於現實時，他能回溯過去，展望未來；他所看到的，不只是一個人、一件事或一小區域，而是一大群人、整個中國、大亞洲、全世界。在個人品質上，孫中山是一位自強自信、樂觀進取的人，有強烈的使命感；膽略過人，故能藐視困難，勇於承擔風險；他不沈緬過去，但又能勇於接受教訓和經驗，順應時代潮流，面向未來。

 

他一生多次失敗的革命經歷，說明他有堅定的意志，「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研究孫中山生平的學者，像林百克、韋慕庭、史扶鄰等都同意：孫中山是一個奮鬥不懈、永不灰心的愛國者。革命事業屢陷低潮之際，能為革命黨打開契機，正如吳稚暉所形容：孫中山擁有的是「自然偉大」的氣質。

 

三、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辛亥革命是一場「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革命運動，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做為民主共和的革命，靠著仁人志士，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滿清政府的專制統治，結束中國二千餘年的皇權帝制，擺脫朝代更替的窠臼，建立並逐步確立了新的政治體制—民主共和國體，並使民主觀念漸漸深入人心，成為政治思想的主流。作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從「排滿革命」轉型至「五族共和」，使中國國內各民族建立平等及互相尊重、合作的關係，並進一步促進族群融合。對同時其亞洲其他國家的民族獨立自主運動產生激勵作用且有重要影響。

 

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社會的首次歷史性變革，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首先，這場變革摧毀了清政府的朽敗統治，結束了綿延兩千餘年的專制帝制，而解除專制的鐐銬，則是經濟與社會得以發展的前提。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辛亥革命不愧為中國近代化進程中所邁出的重要步伐。

 

其次，辛亥革命又是一場意義深遠的思想啟蒙運動。共和制度的存在，雖然為期短暫，但共和的觀念已逐漸深入人心，人們認識到皇帝並非永恆的。以共和國取代清帝國，無疑是巨大的進步。正是這樣，後來的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就只能以失敗告終。

 

早在1920年代，出自於不屬於革命黨陣營的梁啟超就曾說過：「中國歷史上有意義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黃帝、堯舜以來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漢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來貴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們今天所紀念的辛亥革命了。」在梁啟超口中，這場「可以說誰也沒有功勞，可以說誰也有功勞」的革命，一面是現代中國人民族精神與民主精神自覺的結果。一面是將來中國人自發的憑藉。不僅讓中華民國得以頭角崢嶸的誕生，也具有「空前絕大的意義」和人心基礎。「就像經過商周之間的革命，不會退回到部落酋長的世界；就像經過秦漢之間的革命，不會退回到貴族階級的世界。」

 

梁啟超這時的樂觀言論，是他歡慶民國十年（1921）雙十節所吐露的讚語。就其實質，彼時新生的中華民國實已陷入內憂外患的危機，面臨前途未卜的困境。不過，梁啟超仍以激勵人心的口氣強調，「除了政治一項外，沒有哪一樣事情不是可以樂觀的」，其中尤以實業、教育界的表現最為搶眼。無論如何，中華民國的其後的發展，雖屢遭險阻，但多年來在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的進步榮景，實乃是當年先烈先賢共同追求的前景。我們慶幸，我們珍惜。

 

四、結語

身為炎黃子孫、中華民國國民，紀念辛亥百年的意義應在於：落實孫中山的理念，在復興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積極建構民主、自由與文明社會的典範。

 

中華民國辛亥革命首義同志會，於建國百年之際，感念革命先烈先進的貢獻，賡續並擴大編印史料及紀念集，在對辛亥革命研究相對忽視的臺灣而言，實屬不易，真無愧於為辛亥革命犧牲奮鬥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