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文章超連結：
--------------------------------------------------------------------------------
【篇一】 【篇二】 【篇三】 【篇四】 【篇五】
--------------------------------------------------------------------------------
文／馮天瑜（武漢大學教授）
第六節 陽夏保衛戰的後果
陽夏戰爭歷時四十餘日，重創清軍生力，殺傷北洋精銳萬名以上；而民軍將士及武漢民眾傷亡近兩萬人，漢口市區五分之一毀為斷壁殘垣，損失可謂慘重。此役以民軍敗績、清軍得手告終，然其歷史效應則是雙重的。
一、拖住清軍主力，給各省光復創造時機
南北兩軍於陽夏間苦戰多日，漢口三道橋、劉家廟、大智門、歆生路（今江漢路）、玉帶門皆戰況慘烈；漢陽蔡甸、三眼橋、琴斷口、美娘山、梅子山則反復爭奪，結局是清軍佔領漢口、漢陽，民軍退守武昌，南北議和得以展開。
12月初，清軍前線主將馮國璋趾高氣揚地宣稱：「長江隨時可渡，武昌唾手可得。」他甚至揚言，要一鼓東下，直取南京，蕩平革黨，真可謂頤指氣使，志得意滿，儼然一副征服者的姿態。然而，馮國璋輩的驕狂，並不能掩蓋這樣一個事實：清軍的勝利，只限於武漢戰事這一局部。
如果從全國總形勢看，由於陽夏之役拖住清軍主力達一個多月之久，造成北洋軍受創，海軍全數反正的局面；至於政治上，清廷雖然做出發「罪己詔」、黜攝政王、宣佈提前立憲等種種姿態，卻一概失效，各省競相「易幟獨立」，清王朝的崩潰已成無可挽回的大勢。因此，就革命黨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總戰略而言，陽夏之役是以局部戰鬥的受挫，換取了全局性的勝利。
漢口爭奪戰、漢陽保衛戰，民軍雖失去漢口、漢陽，但在此艱苦抗戰期間，安慶、蘇州、鎮江、清江、浙江、福建、廣東、貴州、廣西、四川、煙臺、灤州、南京、廣東等處，次第得以舉義光復。所可以說是「敗中寓勝」。此役之功，不可淹沒。
陽夏戰爭的後段，民軍主帥是黃興。因此役民軍先敗於漢口，再敗於漢陽，黃興只得黯然離漢赴滬，以致獲得「敗軍之將」的名聲，為其在民國初年政壇上施展，留下被人攻訐的口實，「陽夏敗績」成為黃興背負的一個不小包袱。然平心而論，民軍陽夏遭挫，客觀上是敵軍強大所致，主觀上是新募之軍難以駕馭，不能深責主帥。此役黃興的指揮基本得體，其身先士卒、英勇堅貞，更可昭日月。雄鷹有時比雞飛得低，但雄鷹畢竟是雄鷹，其展翅高飛、俯視環宇的氣度，是雞們不可企及的。
歷史是公正的，對黃興轉戰武漢三鎮的業績，人民是充分肯定的，龜山臨江矗立的黃克強塑像便是明證。
1916年10月31日黃興逝世，武漢《天聲報》11月4日刊發《悼黃克強文》，痛言「國失長城」。11月19日武漢《民報》以「百戰河山吊國魂」相挽。詹大悲挽詞云：
漢水咽軍聲 當年龍戰玄黃血
張天視挽詞云：
百戰定中原 漢水長流千古恨
這兩段挽詞皆就陽夏之役而發，盡抒黃興率師苦戰漢水之濱的悲壯。
陽夏之役將士及其民軍主帥黃興值得紀念。
二、袁世凱東山再起
武昌起義和陽夏戰爭的直接結果是帝制推翻、民國建立，中國歷史以此為契機，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但是，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繼清帝之後君臨中國大地的，卻是以袁世凱為總代表的專制買辦勢力，中國人民仍然在宗法專制的半殖民地社會深淵中掙扎。而辛亥革命以後的若干年內，北洋軍閥得以橫行中國，與陽夏之役「北軍勝，南軍敗」的結局有著密切關係。因此，陽夏戰爭對革命黨人而言，蘊藏著嚴重的失敗因素。這一後果，是由革命黨人的失誤、軟弱和袁世凱的實力雄厚、老謀深算這兩方面的原因共同鑄成的。這裏著重剖析袁世凱在陽夏戰爭前後的所作所為。
宣統元年（1909）初被逐出朝廷的河南項城人袁世凱（1859-1916），之所以能在陽夏戰爭中東山再起，縱橫捭闔，將清廷和革命黨人全都玩弄於股掌之中，乃是由於他握有強勁的北洋系，是清末首屈一指的實力人物。
辛亥首義，以及隨之爆發的陽夏戰爭，給袁世凱造就了東山再起的千載難逢時機。
文學社和共進會領導的武昌新軍起義，宛如一聲晴天霹靂，使清廷滿朝文武感到大難臨頭。雖然，自1895年陸皓東等發動乙未廣州之役以來，革命黨人在兩廣、湖南、雲南、安徽等地屢次組織起義，清政府大員喪生、官署被圍，已屬司空見慣，但像武昌起義這樣，有如此巨大數量的新軍參加兵變，又一舉奪占省城、建立革命政權，並佈告全國，則是前所未見的。清廷聞訊，於驚恐萬狀之際，力謀應變措施。
清攝政王載灃和內閣決定，立即停止在直隸永平舉行的「秋操」，並發佈「上諭」，「著將陸軍第四鎮暨混成第三協，混成第十一協編為第一軍，已派蔭昌督率赴鄂。其陸軍第五鎮暨混成第五協，混成第三十九協著編為第二軍，派馮國璋督率，迅速籌備，聽候調遣，至京師地方重要，亟應認真彈壓，著將禁衛軍暨陸軍第一鎮編為第三軍，派貝勒載濤督率，駐守近畿。」清廷的這一部署，亦可謂苦心孤詣——既考慮到了立即平定「武昌兵變」，又沒有忘記將軍權緊緊抓在滿洲貴族手中。然而，這僅僅是載灃等人關著門打的如意算盤，無情的事實卻使清廷不得不改變主意。
就在10月12日任命蔭昌為欽差大臣統兵南下之際，清廷僅隔兩天，便起用被貶謫達兩年九個月之久（1909年1月9日至1911年10月14日）的袁世凱，簡授其任湖廣總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該督節制調遣，蔭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並著袁世凱合同調遣」。這一做法曾被某些朝臣批評為「蔭為袁下，則褻本兵之尊」。但清廷之所以非起用袁世凱不可，而且必須讓袁世凱擔任實際上的統帥，乃是迫於無奈。因為，「中國之軍人，只知有主將，而不知有國，何君之與有！」袁世凱慘澹經營、一意籠絡的北洋軍，「只知有袁宮保而不知有大清朝」。
至於那個頂著「陸軍大臣」頭銜的滿洲青年貴族蔭昌，遠非真正的知兵人才，而且與北洋軍將士素無淵源，他率部至河南，已深感調遣不靈，「這時候袁已暗中授意，北洋將領按兵不進，不聽蔭昌的調遣」。而此刻的湖北革命形勢進展迅猛，並大有擴散全國之勢，這樣，唯一能夠統率北洋軍的袁世凱，更顯得奇貨可居。
清廷的總理大臣奕劻說：「當前這種局面，我是想不出好辦法。袁世凱的識見、氣魄，加上他一手督練的北洋軍隊，如果調度得法，一面剿一面安撫，確實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並且東交民巷也有『非袁出來不能收拾大局的傳說』。」
正是在清廷和帝國主義列強一致認為「平定大局，非袁莫屬」的形勢下，袁世凱重登政壇。
袁世凱在被起用之初，「認定湖廣總督無形中等於蔭昌的副手」，決定不立即赴任，仍以「足疾未痊」作藉口，奏辭了任命。這一下可急壞了清廷，內閣致電袁世凱：「現在武昌漢口事機緊迫，該督夙秉公忠，勇於任事，著即迅速調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優加倚任之至意。」這簡直是在哀求袁世凱立即出山。
此後，隨著局勢日益緊張，清廷又下諭旨，「慶親王奕劻開去內閣總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開去協理大臣，鎮國公載澤、鄒嘉來等均各開去國務大臣，袁世凱著授為內閣總理大臣」。這樣，清朝的軍政大權就完全操於袁世凱一人之手。只是到了此時，袁世凱方正式由彰德出山，南下督師。
袁世肯南下後，一方面指令北洋軍加緊對民軍的攻勢，以壯自己出山的聲威；另一方面又大刀闊斧地改編軍制，「首先裁撤了原由貝勒載濤督率、以禁衛軍為主力的駐守近畿的第三軍，把近畿和海防一帶的駐軍編配成為第二軍，湖北前方兵力編為第一軍。接著，就奏請清廷『因京畿地方重要，改派馮國璋為第二軍總統兼統禁衛軍，以資拱衛』，並『命署湖廣總督段祺瑞就近兼統第一軍，庶足內外並顧，各專責成。』」
這樣，袁世凱從10月中旬被起用，到11月中旬，經他潛心運籌，不僅把自己被清廷罷斥以來失去的兵權全數取回，而且連帝黨經營的禁衛軍也攬到他的掌握之中，此刻，袁世凱才慢條斯理地正式進京就任總理大臣。
其時的中國，大體形勢是，南方各省已不同程度地被革命黨所控制，北方的直隸、河南等省尚在清廷治下，形成一種「南北對峙」的局面。而經過以上周密佈置，袁世凱已成為北方勢力的唯一代表。他的基本策略是，利用清廷行將覆亡的局勢和革命黨人的軟弱幼稚，來火中取栗：
一方面借革命的燎原之勢，逼迫清廷將全部軍政大權轉交自己之手；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名義，調集北方實力，從軍事上對首義之區的武漢軍民給予重創，在懲貸之餘，再投以和談誘餌。如此軟硬兼施，使革命黨人與清廷皆進入彀（ㄍㄡˋ）中。
民國初年，清前湖廣總督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中，論及陽夏之役間清廷起用袁世凱的後果說：
「項城一出，而清社遂屋矣。當其奉命督師也，徘徊於豫楚之間，不肯直入鄂境。卒以夤緣組閣，遄回京師，大權獨握．．．．．．嗣復授意前驅各將領，聯銜力請遜位，滬上僦居某督等和之，商界各鉅子亦和之。英國公使某君，亦復為之聲援。十二月廿五日遜位詔書頒出，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從此斷送，哀何可言。」
這裏發出的是清朝遺老的哀歎，卻也真切反映了袁世凱竊取國柄的伎倆。
袁世凱的謀略能夠得逞，軍事上的原因，乃是由於陽夏戰爭中民軍受挫，致使革命黨人在南北議和中處於不利地位，只得任袁氏玩弄清廷與南軍於股掌之上。從這一意義而言，陽夏戰爭是袁氏崛起的關鍵性一役，也是辛亥革命由勝利的頂峰跌落下來的轉捩點。
▲上海南北議和談判油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