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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篇二】 【篇三】 【篇四】 【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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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天瑜（武漢大學教授）
三、陽夏戰爭末期海軍的行動
海籌諸艦下駛後，黎元洪又分別致電上海陳其美（1877-1916）都督、鎮江林述慶（1881-1913）都督，請轉飭軍艦上駛助戰，並指定「海籌軍艦黃鐘瑛君，即率楚觀、楚謙、江貞刻日到漢」。12月7日黃鐘瑛來電說：「泰、同兩艦，已遵令開上陽邏，裝配彈藥，江貞隨駛上，以觀動靜，尚有謙、觀兩艦，到時即令上駛，協同陸軍動作，掩護江岸。此間佈置各事，已與楚泰管帶交接清楚，若有調動之處，可由其指揮。江水已涸，海籌運動不便，湖鷹機器極損，擬先下籌備北伐，再調他艦及雷艇湖鵬來鄂。」可見海籌艦長黃鐘瑛未再來鄂。在鄂擔任海軍指揮的是楚泰管帶馬塤鈺。
黃鐘瑛後任南京臨時政府海軍總長，湯薌銘以海軍次長兼北伐海軍總司令，曾率海容、海琛等艦到達煙臺，對登州光復和沿海各縣起事有所聲援。
海軍起義，以海字三艦為首，得力於張懌伯等人的暗中運作，方有群眾基礎；黎元洪致薩鎮冰書，也起了一定的攻心作用；薩鎮冰在舊軍人中是比較清正的，深感同室操戈，雖勝不武，故決然離去，讓部下「好自為之」，這是明智之舉。英國人也說他對清廷「冷淡」。清海軍分作北洋艦隊與南洋艦隊，前者以陽邏為常駐地，後者則泊鎮江、上海間。上海回應武昌起義以後，在上海的南琛、建安、策電、飛鯨、登瀛洲各艦和後、宿、列各艇，即歸順民軍。在鎮江的有鏡清、保民、楚觀、聯鯨、江元、江亨、建威、通濟、楚泰、飛鷹，楚謙、虎威、江平等艦和張字魚雷艇。林述慶在鎮江獨立，其參謀長許崇灝利用海軍官員多廣東籍的關係，赴各艦聯絡，遂一一歸附民軍。
12月7日海軍開代表會，公舉程璧光為海軍總司令，黃鐘瑛為副司令，黃裳治為參謀長，毛仲方為次長。以先各艦編制，新名稱艦長，舊稱管帶，現在一律改為艦長。至此，海軍全部反正。
第五節 陽夏戰爭民軍失利的原因
海軍反正是民軍的一個勝利，但陽夏之役民軍苦戰，卻終獲敗局，是不爭的事實。辛亥後幾十年間，親歷陽夏戰爭的黨人在為此役失利，唏噓歎息之餘，也曾探討過這次戰爭失敗的原因。
民軍總司令黃興最早論及失利原因，他從漢陽敗退武昌時，當眾宣佈：
「此次漢陽之役，非軍隊不多，防禦陣地不固，彈藥糧秣不充。其失敗最大原因，第一是官長不用命，第二是軍隊無教育，第三是缺乏機關槍和野炮。」
這裏將敗因歸之民軍的官兵素質低下和裝備欠精良。
宋教仁1911年底在致各省諮議局的電文中也剖析敗陣的原由：
「漢陽失敗之因，據內部人來滬報告，乃由於事權軍令之不一。得此懲毖（ㄅㄧˋ），足使我民自知病痛所在。漢陽失陷後，奮勇軍統領王安瀾曾發一佈告，主要強調北軍機槍火力猛烈：漢陽、漢口之失，雖由兵不用令，實因敵軍機關槍過於猛烈，以致人人寒膽也。」
這些分析都是平實之論，然尚未超出就事論事。
陽夏戰爭就力量對比而言，雖然清軍的裝備超過民軍，但雙方實力懸殊並不大。綜合各方面材料估算，清軍投入陽夏之戰的人數約為兩萬多，民軍（包括湖北民軍及湖南等各省援軍）也在兩萬人以上。不過，清軍是久練之師，民軍多為臨時召集的新兵；火力方面，清軍擁有民軍所缺少的野炮、新式管退炮、馬克沁機槍；戰役前期，清方有海軍助戰，這都是清軍優於民軍的地方。
然而民軍義戰多助，受到武漢市民的熱烈支持，士氣十分高昂。在漢口爭奪戰中，「給養不及時，戰士忍饑一二日繼續抵抗；受傷者忍痛不肯下火線，經紅十字會抬入醫院後，神經錯亂中尚不忘戰爭；槍傷未愈者，力請再上火線，因之傷口復發，終致不治。市民則主動煮飯，蒸饃，向火線輸送，不怕危險，民氣之盛，由此可見」。而清軍南下時「兵士皆神氣沮喪，涕泗橫集，有放聲大哭者」，行至保定，「各標半多逃走」；到武漢後，市民見清軍即人人喊打。民軍、清軍的士氣恰成反照。漢陽保衛戰，民軍更地處形勝，而全國的局勢發展對民軍亦十分有利。所以，民軍雖在軍事實力上略居劣勢，卻佔有「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優勢。
總之，民軍在陽夏之役中，完全有取勝或打成平局的可能性，而只要在漢口或漢陽形成僵持性的平局，袁世凱向南方討價還價的資本就會少得多，民國初年的全國形勢也許另是一番情景。
由於武昌起事倉猝，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領袖遠在美國及香港，蔣翊武、劉公、孫武等湖北革命首腦，或避、或傷，群龍無首的起義者只得推舉非黨人的舊軍官黎元洪出任都督。此舉雖然對穩定湖北武漢局勢，號召全國起了積極作用，但也使湖北軍政府一開始就呈現一種畸形狀態，不可能形成強有力的軍政領導。黃興趕至武漢時，此種大局已經鑄成，非個人力量所可扭轉。湖北軍政府的這一弊端，給陽夏戰爭的失敗埋下伏筆。
綜觀民軍在陽夏之役中的弊端和失誤，大略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指揮不統一，內部不團結
這種情形主要表現在漢陽保衛戰階段。此役的參加者回憶說：「我軍退守漢陽以後，革命陣營已不如從前團結，各同志意見漸見分歧，瞻念前途，令人慄懼。」當時的狀況是，都督與總司令權責不明，黎元洪與黃興貌合神離，軍務部長孫武、參謀部長吳兆麟等人與黃興意見明顯相左，黃興主張「全力收復漢口，不肯分散兵力」；孫武則認為民軍兩萬人不應擺在漢陽一地，而應派兵分守漢陽上游蔡甸等地；吳兆麟更堅決反對進攻漢口，並得到孫武支持，而作為最高統帥的黎元洪則模棱兩可，因為如果進攻漢口獲勝，「黎的威望當然隨之提高」；與此同時，他又要吳兆麟「徑向黃興陳述意見，阻止進攻，萬一失敗，表示黎也有先見之明」。而黃興就在內部歧見迭出的時候，斷然發起反攻漢口，結果慘敗而歸，並大大加深了民軍內部矛盾。
至於新到的湘軍與鄂軍之間，更有種種不和因素，特別是在戰鬥遇挫之際，湘、鄂軍更是互相指責，甚至爭相後退。而軍政府和總司令部對湘、鄂兩軍不和的嚴重問題，並未採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日本總領事館在給本國政府的情報中寫道：「湖北兵與湖南兵之衝突復日益加劇。自本月十七日戰役以來，湖南兵一向領先奮戰，湖北兵則有逃避鋒銳之嫌，是以湖南兵對湖北兵之怯懦行為頗為憤慨；且待遇方面，湖南兵月餉七元，湖北兵則為十元，故湖南兵更不滿。自二十三日以降之大激戰而後，湖北軍湖南軍幹部間亦加深衝突，尤以二十五日晚間達於極點，致失去協力作戰之精神。」
與民軍不團結狀況相比，北洋軍內部聚合力則強固得多。雖然北洋軍南下鎮壓革命，軍心不穩，漢口爭奪戰期間，士兵逃亡甚多，但這支由袁世凱長期經營的軍隊，各級官佐效忠「袁宮保」的信念還是相當堅實的。蔭昌返京後，袁世凱、馮國璋又在前線公開宣傳，此役非滿漢種族戰爭，乃是政治集團戰爭，是北南權益之爭。此說對於激勵這支由漢人組成的北洋武裝的戰鬥意志，是頗為奏效的。加之北洋軍官兵相習，命令能貫徹到底，雖有敗退卻不致潰亂。凡此種種，使北洋軍的戰鬥素質超過民軍。
二、部分舊軍官不能用命
對舊軍官不分良莠，一概錄用，有些反動分子竟被委以重任，也是民軍在陽夏之役，尤其是漢口爭奪戰中失利的一個原因。
一場突發的革命戰爭，在革命軍方面需要錄用具有軍事知識的舊軍官，這在中外革命史上是通例（俄國國內革命戰爭，紅軍便大量使用舊軍官）。問題在於，必須對這些舊軍官有所鑒別，任用得當。武昌起義以後，黎元洪出任都督，許多漢族舊軍官紛紛參加民軍，熊秉坤回憶說：「自黎出之風一播，城內隱匿之軍官皆來，如杜錫鈞、何錫蕃等。」這對剛剛組建起來的民軍立即投入作戰是有積極意義的。
事實上，何錫蕃等舊軍官在戰鬥中雖然表現不十分出色，穩重有餘、奮勇不足，但卻基本上是盡職的。然而，對有些反動的舊軍官，如張景良、成炳榮等授以要職，則是軍政府的失策。「張景良原系第八鎮張彪部下統帶，與鐵忠、寶瑛有親戚關係，首義後，歸順革命軍，由於黎元洪的援引，當上了軍政府的參謀長。」
但張景良始終「身在曹營心在漢」，10月15日，「聞清廷派兵增援，張是晚失常態，欲挾黎作異圖」，「李翊東持議以張正法，其部屬蔡濟民、高尚志念舊，不忍置諸死地，力為解脫，下獄中」。出獄後，黎元洪又委任張景良為漢口前線總指揮。此刻漢口戰事正烈，張到任後，消極怠工，不發作戰命令；10月27日，正當兩軍相持，不分勝負的關鍵時刻，「張景良突焚糧台，前線動搖」，致使清軍長趨直入，進抵市區，漢口陷落之勢無可挽回。
舊軍官成炳榮的庸劣及其對民軍的危害，已如前述，由武昌突襲漢口失敗，與成炳榮頗有關係。
三、士兵新募，軍紀渙散，而又無暇整頓
與「久練之師」的北洋軍形成對比的是，民軍方面多為缺乏訓練者所組成，「部隊不是巡防營就是初拿武器的新兵」。這些新兵固然革命熱情高漲，但不懂軍事常識，組織紀律性十分渙散。黃興初到漢口時，即發現此種嚴重情形，卻又來不及整頓。而到漢陽保衛戰階段，民軍的紀律渙散，更成為導致敗局的重要因素。
如11月11日，黃興組織夜襲漢口，一部從武昌青山潛渡漢口，進襲劉家廟之敵；一部從漢陽薛家嘴強渡，進攻龍王廟清軍前哨陣地。實施結果是，漢陽方面標統「楊選青是日結婚，違誤軍令，根本未動」，致使夜襲計畫失敗。
又如11月17日夜，黃興指揮部隊由漢陽大舉反攻漢口。「將達到琴斷口時正遇大雨，道路泥濘，行進遲緩，通過浮橋時，因天黑過渡困難，部隊便自由舉火照明，致將行動盡行暴露。」「渡河後，因天冷衣濕，部隊多散入民家焚火取暖，集合不易。黃總司令和各級幹部分途號令說服，始將部隊集中，因此部隊展開時天已拂曉，致使行動完全暴露於敵人炮火之下。」無怪乎黃興在漢陽戰敗後喟然歎曰：「新兵不可用，夫復何言！」
當時民軍不僅軍事素質低，政治上也多處於蒙昧狀態。據從上海趕來武漢助民軍作戰的趙鳳昌之女趙志道說，她與紅十字救傷隊在漢陽救護工作告一段落，某日與數同學乘渡船往武昌見黎元洪，途中親歷如下：
同道曾在武昌向守城士兵問詢：「革命後，汝等可好？」詎士兵對以：「吾人食皇帝俸祿，但知效勞皇上，不知其他。」可見當時革命思想尚未深入群眾。辛亥首義後的民軍，某些士兵竟然還以為在「效勞皇上」，而「不知其他」。黃興便是領著這樣的民軍對清軍作戰，我們便不應該以敗績深責主將。
四、軍事佈置失誤甚多
關於民軍在陽夏戰爭中軍事上的失誤，以往評說紛紜。有人提出，民軍北未破壞京漢鐵路，據武勝關以守，阻止清軍南下；東不封鎖江西，據田家鎮以守，阻止海軍西上，致使漢口在清方陸海軍夾擊下陷落。辛亥首義後曾任保安一會調查員的管雲卿，曾上「六策」於都督，略謂：
請派同志運動各省響應
保護人民及外人權利
機關慎重用人
遣勁旅嚴守武勝關鐵道
新軍勿為前敵
戒軍人輕敵，宜伸風紀
後三條直接涉及陽夏戰爭謀略。而此類謀略，宋教仁、譚人鳳等早已提出。《宋教仁傳》的作者夏敬觀指出：
「惟武漢既舉，不據武勝關，以斷北軍，違教仁之說，至漢陽不守，袁世凱得行其操縱權術，攘功獵位，復有後來十餘年軍閥割據之亂，為可惜也。」
上述評析，似有道理，卻未考慮到武昌起義事出突然，剛剛建立的軍政府無力也無暇作從容佈置。
本來，黨人在起義前，曾有卡斷京漢鐵路，拒南下清軍於鄂豫交界處的計畫。武昌軍事籌備部曾派人勘察過武勝關地形，擬以一千元作拆毀鐵軌之用；田家鎮也曾派人運動，試圖佔領江邊炮臺，阻清艦上溯武漢。
但武昌起義，事變突然，阻止清軍沿京漢鐵路南下的第四十二標第三營，因誤於聯絡，未能及時行動，使清軍得以通過武勝關。以後，一支自發的革命武裝「湖北革命軍獨立第一協」又在武勝關一帶破壞鐵路，企圖阻止北洋軍南下，但未能奏效。
陽夏戰爭初期，民軍軍官也有多人提議派兵北上扼守武勝關，如炮隊統領姜明經於10月15日上都督意見書中便主張「派兵扼守武勝關及破黃河鐵橋」，參謀甘績熙在10月13日也「倡議守武勝關及田家鎮要地，俾得從容整理內部」。而起義之初的湖北軍政府手頭僅有四協部隊，佔領並維持武漢三鎮秩序已感困難，遣師北上、東下拒敵確有困難，在無堅強領導的情況下，不可能作出此種富於膽略的決策。
黨人在軍事指揮上的失策在於，從漢口爭奪戰到漢陽保衛戰，始終囿於內線作戰，受包圍而不能反包圍。如果民軍在軍力充實以後，能夠派出一支偏師，北上騷擾京漢鐵路，聯絡劉英等人所領導的活躍於江漢平原一帶的地方革命武裝，切斷清軍運輸線，就有可能動搖武漢前線的北軍。而這正是孤軍深入的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所最害怕的。直至停戰議和期間，段祺瑞還對民軍可能會包抄後路感到膽戰心驚。1912年1月9日，他在一份奏摺中講出此種隱憂：
「漢口、漢陽實為絕地，後路萬一有失，大局何堪設想。」
然而民軍並未抓准清軍的這個要害痛點，只是一味在漢口、漢陽設防，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
總司令黃興作戰英勇，進攻意識也很強，但他也只著眼於漢口、漢陽，幾次反攻漢口失敗後，便陷入被動，而未能開展積極的外線作戰。
退一步言之，如果民軍在漢陽保衛戰中，採取穩健的防守戰術，在「新溝—蔡甸—漢陽」一線設防固守，也能與清軍在漢水兩岸長期相持，這種局面，對四面楚歌的清方也是極為不利的。然而，民軍卻急於求成，在內部不團結，軍隊無訓練的情況下，一再反攻漢口，損耗有限力量，加劇了內部的不和，又未能重點防守新溝、蔡甸這些漢陽的咽喉和門戶，終於導致漢陽的失陷，使北洋軍取得了飲馬長江，炮襲武昌，虎視南京的優勝地位，袁世凱在南北議和中擁有較為雄厚的資本。
民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李書城在他的回憶文字中曾這樣總結漢陽之役失敗的原因：
「敵軍是素有訓練的北洋軍，我以初成之師與之作陣地戰，真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犯了軍事上的大忌。進攻漢口的失敗，又引起了漢陽的失守。」
總之，陽夏之役給歷史昭示了一條重要的教訓：革命派雖然曾經如此英勇地奮起戰鬥，但他們具有種種先天性的弱點，終究無力戰勝根深蒂固的專制買辦勢力。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