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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廣（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研究員）
三、眾流歸海
湖北的革命團體始於花園山聚談活動，革命的火種由此播下。聚談活動的中心人物是吳祿貞。吳祿貞，湖北雲夢人，早年入武備學堂，得到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青睞，1897年被選派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騎兵。在日本他加入了興中會，1900年受孫中山委派，回國與康梁保皇黨人合作，圖謀在長江一帶起事，不料事泄，吳祿貞隻身逃回日本，繼續學業。1902年春學成回國，張之洞委任為湖北新軍軍官教官。1903年春天，吳祿貞以武昌花園山李步青公寓為據點，廣泛聯絡同志，倡談革命；將《猛回頭》《警世鐘》《黃帝魂》等宣傳革命的刊物，易名為《富言》、《群學肄言》等名稱，大事翻印，散發到軍學界；還利用職務之便廣泛吸納同志投身新軍。一時間，花園山聚會聲名大噪，「學界往來者頗多，凡以後留學東西各國者，十之八九曾到是處」。花園山的活動引起湖北當局的注意，遂將聚談人員遣散派往海外留學。到1904年，花園山的基幹大都調離湖北，吳祿貞也調赴北京，花園山機關解體。
▲吳祿貞像
聚會最大的成果就是探索了一條正確的革命途徑，他們鑒於自立軍運動失敗的教訓，認識到「不能專靠會黨作主力」，「組織要嚴密」，「絕對從士兵、學生痛下功夫，而不與文武官吏為緣」。這就是後來革命黨人總結的「抬營主義」。
1904年7月，呂大森、張難先、曹亞伯、胡瑛、朱子龍、何自新、歐陽瑞驊等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成立科學補習所，推舉呂大森為所長。科學補習所成立之際，在報紙上登廣告，稱「集合各省同志，取長補短，以期知識發達無不完全」為宗旨，表面看是一所文化補習學校，實際上會員以「革命排滿」四字為宗旨，宣傳革命，推薦有志青年入營當兵。
同年9月，科學補習所與湖南華興會合謀，準備于西太后70壽辰，湘鄂兩省官僚聚會慶祝之機，同時舉事。不料，10月24日長沙事泄，並牽連到武昌。幸好科學補習所事先得到通知，將名冊燒毀，武器轉移，當局無所獲。張之洞對此事未予深究，只下令封閉科學補習所，開除歐陽瑞驊、宋教仁學籍了事。
劉靜庵在科學補習所破壞後，決心重建革命機關。正好美國聖公會的圖書閱覽室需要管理人員，劉靜庵與會長胡蘭亭關係很好，於是主持這個名為「日知會」的閱覽室。劉靜庵主持該會，形式雖仍其舊，內容卻日見其新。1906年2月，同名革命團體日知會成立，劉靜庵被推為總幹事，辜天保、李亞東等為幹事，評議員有馮特民、陸費逵。
▲劉靜庵畫像
日知會的主要活動為宣傳革命。他們在黃岡設立秘密印刷機關鳩譯書社，由吳貢三、殷子衡主持其事，翻印和編輯反清書籍，如《德占遼東》、《黑龍江》、《破夢雷》、《作新民》、《訓兵談》、《孔孟心肝》，以及張純一編制的軍歌等等。印成後，「送至武昌高家巷聖公會內的日知會，再秘密分散於軍學兩界」。劉靜庵用教會的名義大量訂閱書報，《猛回頭》、《黃帝魂》、《湖北學生界》、《民報》等革命刊物也是架上之物。日知會還定期主講時事，編唱愛國歌曲，闡發民族大義，鼓吹救亡圖存。
日知會在軍中影響很大，會員新軍士兵熊十力倡議成立黃岡籍的學生和軍人同鄉會，以宣傳革命，會名曰「黃岡軍學界講習社」，因為影響過大，為張彪察覺，1906年5月將其解散。與日知會有關聯的革命小團體，還有梁耀漢組織的奉孫逸仙為「黨之共主」的群學社，他們開辦明新公學，培育青年。後來在李亞東的協調下，所有社員併入日知會。日知會還開辦江漢公學和東遊預備科，造就革命人才。
1906年，孫中山派法國武官歐幾羅到中國考察國內革命黨組織，日知會全程接待，歐幾羅在會上大發革命言論，劉靜庵也極力鼓吹法國革命，以為暗示。當局探知此事，礙於教會場所，不好下手。同年10月，湖南萍鄉、醴陵起義爆發，湖北預備響應，不料為郭堯階告密。1907年1月7日起，朱元成、胡瑛、梁鐘漢、劉靜庵、張難先、李亞東、季雨霖、吳貢三、殷之衡等九人先後被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日知會「丙午之獄」。巡警道馮啟鈞貪功冒賞，誣陷劉靜庵為萍醴起事的會黨頭目劉家運，施加重刑。劉靜庵在獄中堅貞不屈，被譽為「鐵漢」，1911年8月瘐死獄中。日知會遭此打擊，會務停頓。
日知會被破壞，並沒有挫折黨人志氣，「立會結社，賡續不絕，浸淫漫衍，推而彌廣，其蒂愈固」。其後，湖北革命團體大大小小達20多個，多與日知會有關聯。劉靜庵在獄中，志行愈堅，聯絡難友胡瑛、李亞東等秘密組織中華鐵血軍，暗中與外間的革命團體通聲氣。呂大森在恩施將創辦的日知會分會改名為天錫會，聯絡會黨。日知會員孫武等人在漢口長清里設同興俱樂部，以向外運動為目標。安陸郡的陸軍士兵彭養光等依託鐘祥學社，設立安郡公益會，「一面營救日知會在獄黨人，一面與出亡者通聲氣」。宛思演在黃州設立明德學會，作為革命黨部，專門聯絡黃州籍學子，詹大悲、李翊東、何亞新、方覺慧等入盟，曾集會洪山寶塔討論革命進行方法。寓居武漢的外地商人劉少舫、黃小池、李鴻賓、李濤、鄧漢鼎等發起組成神州學社，主要是為外地來漢人士提供住所，後該團體併入文學社。
革命小團體以在軍中發展為最多。陸軍特別小學堂學生方孝純、李岳崧、鄭國棟、梅治逸、武丹書等聯絡商人張聘安，以黃土坡街集賢學社為機關，主張革命向外省推動和發展。陸軍特別小學堂學生組織自治團，以研究文學創作為名，規定每週每人作文一篇，集體評閱，藉以商討時事，交換意見。賀公俠任團長，成員有江炳靈、高尚志等。後來因人告密，說自治團有政治作用，於是賀及一部分團員逃走，會務停頓。第29標和第31標下級軍官和士兵王憲章、蔡濟民、張廷輔、吳醒漢、王文錦、謝元愷等人組成將校研究團，以上課形式，討論時政得失，暗中進行革命活動。黃申薌、林兆棟、戴鴻炳、覃秉鈞、曾楚藩等組辦種族研究會，並與居漢陽獄中的李亞東互通聲氣，成員有80多人。因趁長沙饑民搶米事件起事，未能成功。黃申薌出亡，會務停頓。42標士兵胡玉珍、邱文彬、張步瀛等發起組成益智社，以聯絡漢陽、夏口同志入會。32標士兵向海潛倡設群英會，人數108，效梁山好漢聚義。29標士兵杜武庫、謝超武等組合柳營詩社，取周亞夫軍細柳之意，並不作詩，一意聯絡同志。南湖炮隊中設立有士兵組織輔仁會。炮8標士兵取「軍人當忠於漢族，不應為滿清效死」之義，組成忠漢團，陳國楨為團長。41標士兵杜邦俊、張融等組織的義譜社。胡祖舜、趙士龍二人發起成立蘭友社。清陸軍部武昌陸軍第三中學孫毅、劉文島、許崇灝等人組織競存社，以聯絡武昌革命團體。武昌陸軍第三中學還有黃漢光復黨組織，宗旨為光復黃帝子孫地位和漢族固有河山。成員有兩湖、廣西、雲貴、甘肅六省入校學生。聶豫發起成立尊心會，並任會長，聯絡軍界楊選青、吳超、黃大有、陳人傑、龔俠初等，學界熊品三、冉劍虹等，商界羅鑫堂等人。鄭江灝、謝石欽等發起德育會，以「修私德以完人格，重公德以結團體」。董天人、李嶽崧等發起武德自治社，提倡發揚武德，以自治代替官治。為統一革命力量，蔡濟民依託29標成立各革命團體的軍隊同盟。營中原日知會會員、自治團、柳營詩社、振武社、文學社、共進會成員，悉歸於29標軍隊同盟統一調度。蔡濟民、高尚志分任29標正副代表。
與以上小團體不同的是，湖北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和振武學社之間有一條前後相續的清晰脈絡。1908年7月，新軍41標士兵任重遠與軍中同志黃申薌、郭撫宸、楊王鵬、鐘畸等，在武昌洪山羅公祠成立軍隊同盟會。後任重遠謀刺湖廣總督陳夔龍事泄，走避四川，會務停頓。1908年安徽太湖秋操時，41標同志另組革命團體群治學社，機關設在軍中，群治學社社章十餘條，表面上看，不出「求學範圍」，實際上以「反清救國」相號召。並嚴明紀律，只在41標中一意聯絡，對外謝絕接洽。社員多達600人。同時，詹大悲創辦《商務日報》，與群治學社往來密切，報社中劉復基、蔣翊武等因而入社。1910年，長沙發生搶米風潮，激進社員黃申薌等密謀起事，事情敗露，學社停止活動。1910年中秋，原群治學社成員成立振武學社，以「聯絡軍界同胞」相號召，推楊玉鵬為社長，李抱良（六如）任文書兼庶務。同時在各標營設代表，原群治學社社員未及參與的，仍承認為振武學社社員。
值得一提的是，李作棟聯絡兩湖師範學堂理化專修科同學饒漢秘、李欽、費榘、何世昌等設立數學研究會，本以聯絡學界研究學術為主，由於革命形勢的變化，通過李作棟的作用，變成了革命機關。主要收集財政經濟的材料，調查湖北財政狀況，為建立新政權作預備。首義後，根據研究會的意見，軍政府派學生軍保衛藩庫，使其免於破壞。
此外，尚有江陵人胡鄂公於北方組織的共和會，辛亥前在荊州、武昌設支部，團結志士。賀公俠、丁景良組文學研究社，湯壽煊、曾省三、梁維亞、黃元吉等組自新研究文學會。
到農曆辛亥年，湖北的革命團體多而散，整合革命力量已經勢在必行。
共進會成立於東京，會務在各省進行。湖北共進會的活動，主要是以孫武為中心展開的。孫武，夏口（今漢口）人，原名孫葆仁，字堯卿。早年是日知會成員，後去日本，入大森軍事學校，學習製造炸彈。1909年夏回國，隨身攜帶回共進會文件、印信等物品。11月11日，約集同興俱樂部成員，加入共進會。為便於鼓動人心，孫葆仁歸國之際，改名孫武，還以遙仙為字，許多不明真相者誤認為他便是孫文弟弟，以此他結交了不少志在革命的同志。1910年春，黃申薌聞名拜訪加入共進會，因為他是大冶、黃石一帶會黨頭目，這就打開了共進會聯絡會黨的門戶。鄧玉麟早年入地方巡防營，後來投新軍，歷練多年，諳熟軍隊事務，也前來入會。京山大戶劉家二兄弟劉英、劉鐵自日本回來，以接納會黨出名，他們均加入了共進會。1910年8月，長沙爆發饑民搶米風潮，共進會統馭的會黨，不聽號令，自行其事，結果失敗。孫武遠颺廣西，湖北共進會黨務暫時停頓。
▲孫武（1879—1939），湖北漢口人。湖北共進會會長。
次年風聲過去，孫武回鄂，共進會會長劉公也從日本回國。共進會開始重整會務，恢復了秘密據點，轉變工作重點，將目光投向新軍。為運動新軍，共進會在靠近湖北新軍左、右旗營房和陸軍測繪學堂的黃土坡開設同興酒樓，以鄧玉麟為經理，效仿水滸朱貴賣酒的故事，聯絡軍學界人士。店鋪開張不到一個月，軍中人士往來頻繁，鄧玉麟暗中宣傳，不少士兵加入了共進會。
共進會的組織十分嚴密。共進會規定「只以一人運動五人為限，再由五人中之一人，又去運動五人，不准第六人知道」；各標營之間，只有直的隸屬，沒有橫的聯繫。「共進會名稱僅代表知道，普通會員不知道；對外面同志，只有個人往來，禁泄機關內容；專以各營下士為限，不運動長官以及有職人員。」並規定「如有違犯，處以死刑」。
正是這些規定，保證了革命組織不至於輕易暴露，為日後武昌起義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給外界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武昌起義成之於猝然。共進會會員地域性比較強，多數會員是鄂籍人士。分佈比較廣泛，遍及各個階層。會黨以黃申薌、劉英聯繫的為多，在校學生經牟鴻勳、查光佛、李作棟介紹入會亦復不少，而軍人以其組織嚴密，日漸成為會眾中堅。
當時與共進會相伯仲的還有一個革命組織文學社。文學社的源流較長，遠溯可追科學補習所，從直接的承續性上看，乃是「發源群治，過渡振武，成功文學。」振武學社停頓兩個月後，各標營革命黨人要求恢復革命組織。1910年年末，蔣翊武、詹大悲、劉復基等會商于武昌閱馬廠集賢酒館，提議成立文學社。詹大悲起草簡章，聲明文學社是「聯合同志研究文學」，並沒有揭櫫反滿革命的旗號，實際上，社內是以「推翻清朝專制，反對康梁的保皇政策，擁護孫文的革命主張」為宗旨的。這種不公開揭示宗旨的做法，體現了文學社不競聲華的務實作風。
▲蔣翊武（1885—1913），湖南澧縣人。文學社社長。
文學社真正的成立大會，是以新軍新年團拜的名義，在武昌奧略樓召開的，時間在1911年1月30日（農曆辛亥年新年）。會議推選蔣翊武為文學社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蔡大輔、王守愚為文書員，劉復基為評議長，鄒毓琳為會計兼庶務，胡瑛在獄中也與聞其事。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字伯夔，湖南澧縣人，早年在湖南開展革命活動，被開除學籍。
1909年，與劉復基來武漢入營當兵，先後加入群治學社、振武學社。因為蔣翊武入營較遲，辦事縝密不露鋒芒，眾情悅服，被推舉暗中主持振武社務，並轉任文學社社長。後又推舉王憲章為副社長。文學社在武昌小朝街85號設立總機關。文學社專力在軍中發展會員。會費由士兵在每月餉項中捐輸，入社金一元，以後按月繳納月薪十分之一。會費雖少，但較為穩定。
在組織的嚴密性上，文學社不遜於共進會。鑒於此前歷次團體被破獲的教訓，文學社恪守吸收成員，不得介紹官佐的原則，文學社對於「所謂官胚子的正副目（即什長、伍長）和學兵（即陸軍特別小學學堂兵），除原已參加革命的，對其餘的是很慎重的」。因為會長等領導人以湖南人為多，所以文學社成員主要是湘籍士兵。文學社社務壯大，還有詹大悲等創辦的《大江報》的功勞，因為該報常為士兵代言，所以文學社在軍中的組織工作發展迅速，很快就由新軍左旗的第41標和42標發展到右旗的第29標、第30標與馬、炮、工各標營隊了。各革命小團體經過整合，在辛亥前夕，大部分歸併到齊頭並進的文學社和共進會名下。
由於雙方後來都專力於軍隊，難免抵牾。兩團體各自為政，甚至互爭雄長，十分不利於湖北革命的發展。兩團體中的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兩團體宗旨相同，目標一致，雙方聯合既有基礎，也有必要，開始力促合作。文學社方面劉複基，共進會方面陳孝芬、鄧玉麟，積極做雙方的疏通解釋工作。經過多次磋商，1911年9月14日，雙方代表在武昌雄楚樓10號劉公的寓所召開聯合會議，一致認為湖北革命是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團體的事，要「大家都以武昌革命黨人的身份，與滿清拼個你死我活」，文學社、共進會名稱一律暫時擱置不用。9月24日，文學社、共進會主要負責人及各標營代表秘密集會武昌三道街胭脂巷11號胡祖舜寓所，通過了起義組織機構及領導人：劉公任總理，蔣翊武任軍事總指揮，孫武任參謀長。會議還約定農曆八月十五（陽曆10月6日）與湖南方面同時發動起義。
至此，由花園山聚談播撒的星星火種，經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直至文學社、湖北共進會薪火傳遞，已成一股能量巨大的反清烈火，只等待一根起義的導火索了。
湖北革命團體組織演變表
四、風暴前夜
1911年是一個多事之年。這一年集中發生的幾件大事，在民眾心中產生了巨大的震盪波，也直接搖動了清政府統治的根基。
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戰勝了沙俄，被輿論視為是立憲戰勝了專制，朝野上下一時興起立憲的呼聲。11月清政府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回國後的報告中稱，立憲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慈禧太后認為可行，就下了預備仿行憲政詔書，頒佈《欽定憲法大綱》，各省設立諮議局，中央設立資政院，作為預備立憲的機構。但預備立憲期為9年，各省諮議局的立憲派人士認為時間太長，希望縮短立憲期限。
1910年起在江蘇省諮議局議長張謇等人牽頭下，數次進京請願，要求縮短立憲期限，速開國會。由於請願活動聲勢浩大，清政府俯順輿情，將9年縮短為5年，於宣統五年即1913年召開國會。
1911年5月8日，清廷發佈上諭，裁撤軍機處，改設內閣，任命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13個內閣成員中，滿族9人，皇族占7人，他們分別控制著總理、民政、財政、海軍、司法、農工商、理藩等重要職位。軍政大權集中在皇族貴族手中，「名為立憲，實則為專制」，全國輿論大嘩。立憲派原本與革命派是有距離的，他們希望能在立憲活動中以和平方式分享政治權力、經濟利益，不但不反朝廷，還有抵消革命影響的功用，但「皇族內閣」的出臺，使其願望徹底落空，隱然成為革命的同路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皇族內閣成立的第二天，清政府出臺了鐵路國有政策，宣佈「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乾路，延誤已久，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從前批准乾路各案，一律取銷」。由於商民財力不足，此前集資修路進行得並不順利，現由國家收回加快興築，並無不妥。只是國家也無此款，必然要借外債修路。而此前政府借外債，往往會出賣國家利益，故此在情感上就為民眾厭憎；加之對於商民已募集的資金如何處置，也為各界關心。
湖北紳商勸股不多，加之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等人的努力，利益受損不大，反應相對不太激烈。而四川商民認股較多，加上巨額本金被鐵路公司在上海橡皮股票風潮中投機虧空，政府並無適當處置辦法，因此激起四川商民的激烈反抗，他們在全省掀起抗糧抗捐、罷市罷課的群眾鬥爭，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了發起四川保路運動的諮議局蒲殿俊、羅綸、張瀾等多人，並開槍打死打傷數十名在總督署門前要求釋放被捕諸人的請願群眾，製造了「成都血案」。四川一時紛
起保路同志軍，圍攻成都。
清政府命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自湖北帶兵入川彈壓風潮。清廷忙於平定「川亂」，一時間全國上下人心擾攘，這為湖北發動起義造成了良機。
1911年4月，同盟會在廣州發動了三二九黃花崗起義，雖以失敗告終，但振奮了全國人心。當年7月，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會總部總會，使革命重心在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實現了向長江流域的戰略轉移。
湖北革命黨人在磋商兩團體聯合期間，曾推居正、楊玉如二人赴滬，向上海同盟會中部總會報告湖北起義準備情況，請黃興、宋教仁或譚人鳳來鄂主持大計。當時黃興在香港，得函後非常興奮，一面電告孫中山在美國籌款接濟，一面給中部總會回復贊同在武漢發難，並欣然賦詩一首，其中兩句為「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民國後黃興常喜親書此詩致贈好友。
辛亥年動盪不寧，清政府顧此失彼，武昌起義在組織上、軍事上已做好了充分準備，只等一聲起義的信號即可發動。
9月24日，駐紮南湖的炮八標發生一起突發事件。炮八標三營左隊的革命黨人孟華臣、趙楚屏等人給離營的幾位戰友置酒餞行，不免吆五喝六，高聲喧嘩，為隊官禁阻，士兵不服，雙方起了爭執。上報到值班營長處，值班營長不問情由，即令杖責酗酒者。孟華臣、趙楚屏等見狀，拖槍拽炮，準備大幹一場，由於附和者不多，準備不及，未能舉事。
同時第八鎮統制張彪得知炮隊士兵鬧事，命令馬隊就近彈壓。孟華臣跑到城裏向孫武、劉復基等報告了情況，請求立即發難。起義領導人分析倉促發難，難以成功；而總督瑞澂膽小怕事，怕朝廷問責，必不會深究，遂堅持原定的計畫。瑞澂果然只將帶頭鬧事的幾個開除軍籍了事，沒有大事追查。
這時，武昌城內流傳「八月十五殺韃子」，革命黨人要在中秋節起事的傳聞，湖北當局加強了城內的戒備，取消了當年各部隊中秋節的放假，士兵不准外出，所有子彈一律收繳存庫，營內士兵過節有肴無酒，以免酒後滋事。但起義並沒有按預定時間發動，是因為湖南焦達峰來函，告以湖南方面準備不足，建議展期十日，這樣起義日期就定於10月16日，鄂、湘兩省同時發難。
湖北革命黨人的起義準備工作在積極進行。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共進會秘密據點配置炸彈，由於搗藥用力過猛，炸藥發生燃燒，孫武面部被燒傷，當即被同志包住頭面送往醫院；機關裏濃煙滾滾，革命同志趕緊銷毀起義旗幟、文告等。而鄰里高呼「救火救火」，俄國巡捕迅速趕到現場，搜查房間，發現革命黨人的旗幟、文告、印章等等，斷定這是革命黨人的秘密據點。隨後拘捕了幾個人，經過訊問，得之革命黨人即將起義的消息。湖廣總督瑞澂聞訊，立即派出軍警，偵緝革命黨人。
根據情報，湖北當局的軍警很快包圍了武昌小朝街85號起義總指揮部。此時指揮部也得到寶善裏炸彈案的消息，正在部署立即起義的事宜。蔣翊武、劉複基、彭楚藩等未及撤退，即被捕獲。由於蔣翊武腦後還留有長辮子，身穿長袍，狀如老學究，軍警放鬆了警惕，得以以中途脫逃。交通員楊洪勝在當夜扮作小販往工程營運送炸彈，被軍警抓獲。
10月10日淩晨，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依次被提審，三人慷慨陳詞、堅貞不屈，就義于湖廣總督署東轅門前，史稱「彭劉楊三烈士」。
三烈士的遇害，成為起義的信號。革命黨人再不舉義，等待他們的就是死亡，終於在1911年10月10日晚八點，紫陽湖畔的工程八營裏傳出了一聲槍響，武昌起義爆發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