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右起王家瑞、向榕錚、嚴昌洪、馮天瑜與周永璋，於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合照

作者：嚴昌洪，1943年生，湖北武漢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辛亥革命史研究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及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辛亥革命研究領域成果主要有《癸卯年萬歲——1903年的革命思潮與革命運動》、《「經濟發展與社 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地區辛亥革命檔案資料聯合目錄》、《中國大陸及港台地區辛亥革命論文目錄彙編》、《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發展》、《辛亥革命辭典》等。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龍的傳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時此刻，用它來提括彼時彼刻，卻是再合適不過。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後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百年來眾說紛紜，當局者不清，旁觀者更不明。但曆史不容許不清不明，同時正因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個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霧，廓清、袪魅、還原。百年彈指，殷鑒不遠，讓我們聽聽，曆史會告訴我們些什麼…。

組織上是同盟會撒下的種子

同盟會成立時，很多省份的人都在東京，他們都回到自己省裡來，作為一個火種一樣建立了本地的革命組織，所以孫中山的思想能夠貫徹到全國各個地方。起義成功了以後，大家都擁戴孫中山做總統，這也等於是同盟會撒下的種子。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說起辛亥革命，我們都知道，1911年，湖北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共同發動了武昌起義。這兩個革命組織和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是什麼關係？

嚴昌洪：文學社和共進會看起來不是同盟會的下屬組織，但實際上跟同盟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首先從組織上來看，同盟會跟文學社、共進會關係都很密切。文學社是從早年的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到群治學社、振武學社這樣演變過來的。民國時期，日知會的老會員曾經立過一個日知會紀念碑，在碑文裡也曾提到日知會是湖北革命的一個源頭。而日知會跟同盟會的關係又非常深，日知會員裡面的一部分人同時也是同盟會員，具有雙重身份。與此同時，同盟會東京總部是把日知會作為它的下屬組織來看待的。他們曾經派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余誠回到湖北來發展組織（余誠之前有幾任湖北分會的會長都沒回過湖北）。

余誠回到湖北後，主要是依托日知會來發展組織的。所以日知會員在他那個時期基本上是集體加入了同盟會。可以說當時的同盟會湖北分會跟日知會實際上就是一個組織兩塊牌。

再一個表現，孫中山曾派過一個法國武官歐幾羅到湖北考察革命運動。當時他來考察的就是日知會，而日知會也開了很盛大的歡迎會來歡迎他。這也佐證了當時日知會和同盟會的關係非常深，而日知會後來又發展演變成為了文學社。

南都：孫中山派法國武官到湖北考察？

嚴昌洪：是這樣的：有一次孫中山乘船前往越南籌募革命經費，過吳淞口時，法國情報官布加卑奉法國陸軍部長之命登輪求見。布加卑透露了法國政府有讚助中國革命事業的意願，表示先可派數名軍官協同到內陸調查革命實力。不久孫中山即派遣同盟會員陪同法國軍官分赴各省考察，其中就派了歐幾羅來到湖北。這個人來了以後，就跟日知會接上頭。

當時日知會在一個學校的操場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歐幾羅也在會上發表演說。這個情況被湖北當局關注到了，便把歐幾羅的活動告訴了清廷，清廷就向法國大使交涉。經過此事，日知會也受到清政府的關注，後來為了響應萍（鄉）瀏（陽）醴（陵）起義，同盟會曾派過幾個人到武漢，就完全被清政府盯住了。加上有人告密，湖北當局一下抓了九個革命黨人。但日知會跟教會有關係，當時教會的負責人、傳教士等都支持革命，認為他們是文明革命。所以那九個人被抓了以後，教會出面了，最後一個也沒有殺。這件事，史稱「丙午黨獄」。

南都：那共進會呢？

嚴昌洪：共進會的成員主要是由在東京的一部分激進的同盟會員和留日學生組成。他們認為同盟會的活動過於徐緩，等不得了，要馬上采取實際行動，所以在同盟會以外成立了一個組織，取「共進會」這個名稱，就是要跟同盟會黨共同進步、進行。也有人說它是從同盟會分裂出來的，我覺得不能叫分裂。它等於是在同盟會外面成立了一個組織，但它還是以同盟會的綱領為綱領，以同盟會的總理為總理，它只是把綱領裡面的「平均地權」改為了「平均人權」。

南都：「平均人權」？為什麼要這麼改？

嚴昌洪：過去一些學者受階級分析的影響，覺得每個人做的事情都和自己的階級出身有關，認為共進會之所以把「平均地權」改為了「平均人權」是因為它的一些領導人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就害怕平均地權分了他們家的土地。我現在覺得那個觀點有點牽強：第一，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大地主家出身；第二，孫中山「平均地權」的綱領，並不是到農村去分地主的土地，他無非是想到城市的土地將來增價歸公的問題；第三，當時也不存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況，他們怎麼會害怕平均地權呢？共進會員後來寫的回憶錄說，之所以要改為「平均人權」，是因為「平均地權」太深奧了，會黨群眾不太懂。而「平均人權」比較通俗易懂，會黨群眾容易理解一些，比較能夠接受這樣的口號和綱領。

南都：「人權」比「地權」還要更容易理解一些嗎？

嚴昌洪：人嘛，大家都有平等的權利，這樣說當然好理解一些。共進會從東京回來後，在武漢地區成立組織。共進會和同盟會關係也很深，很多人也是雙重身份。1911年譚人鳳拿了同盟會一千塊錢到湖北資助革命的時候，就曾拿過幾百塊錢給共進會。所以從組織上來說，共進會和同盟會還是有聯係的；從思想上來說，共進會雖然把孫中山同盟會的綱領改了一個字，但是他畢竟還是接受了前面的三句話「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文學社的口號則是「推翻清朝專製，反對康梁的保皇政策，擁護孫文的革命主張」。

南都：他們直接把孫中山的名字都寫上去了？

嚴昌洪：這就說明他們對孫文是非常擁護的。文學社也好，共進會也好，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奉孫中山的命令起義的。

南都：有沒有一些更加具體的材料來做佐證。

嚴昌洪：有。一個是湖北著名的革命黨人張難先的《湖北革命知之錄》，這本書裡面談到中國革命的源泉時，大量介紹了孫中山的思想、革命活動，最後他總結道：「此即吾國革命之泉源，亦即吾鄂辛亥首義之泉源也，嗚呼盛矣。」也就是說，他認為孫中山的思想不僅是我們全國革命的源頭，也是我們湖北革命的源頭。這是事後的。在臨起義的時候，起義軍也大多認為自己是受孫中山領導的。根據打響第一槍的熊炳坤後來回憶，起義前夕，當天晚上軍隊裡面比較騷動，有個隊官就問他，今天晚上會不會有什麼行動呢？他說有可能吧，聽說三十一標要發難。他又問是不是孫黨呢？熊炳坤說當然是孫黨了，全國的會黨都是孫黨，發動的肯定是孫黨。與此同時，當天晚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要起義的消息不脛而走，大家都有這麼一個概念：孫黨要造反。
行動上遵照孫中山的革命方略

湖北軍政府在革命程序上也完全按照孫中山設定的三個程序，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所以武昌起義以後，馬上建立一個軍政府，又通過宋教仁、湯化 龍起草了一個《鄂州約法》。

南都：那麼起義的過程中，有沒有能體現出孫中山領導的事例呢？

嚴昌洪：我舉兩個很典型的例子：一是在陽夏保衛戰時，有一個下級軍官叫甘績熙的，他有一天晚上看到夜空中有一顆很亮的星，就問戰友：「這是不是孫文的將星？」戰友說可能是，不是孫文的將星，怎麼會那麼亮呢？這說明戰士們在最艱難的時候想到的是孫中山，是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鼓舞著他們戰鬥。也就是在思想上都自覺承認自己是孫中山的兵。另外，當時清朝派端方帶湖北的軍隊去四川鎮壓保路運動，結果武昌起義爆發以後，那邊的軍隊走到資州的時候，就把端方殺了。他們誓師的時候，陳鎮藩就宣布：「恪遵孫中山先生使命，抱定革命宗旨，打倒專製淫威，達到排滿目的。」這就很明確地表示，他是遵照孫中山的宗旨來進行這個起義的。孫中山在自傳中亦稱：「武昌起事第一日則揭櫫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為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

南都：起義後的措施呢？

嚴昌洪：有。湖北軍政府使用的國號（中華民國）、年號（黃帝紀年），都是按照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當年製定的同盟會《革命方略》的設計來實行的。

包括很多軍政府使用的文告都是現抄的同盟會之前製訂的文件內容，有的只是稍微改變點文字。比如說同盟會曾起草的對外宣言，承諾將遵守清政府跟他們簽訂的不平等 條約以及保護他們在中國的利益等等。武昌起義之後，湖北軍政府直接把這個對外宣言改成給漢口領事的照會。

我曾經做過一個比對，發現七條內容，從文字到精神 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說武昌起義之後，湖北軍政府很多措施都是按照孫中山和同盟會的製度安排來做的。起義的時候，來不及籌備民生主義。後來安定一點以後，他們就發表了一個文告，明確要實行民生主義，內務部關於保存實業的一個告示，就說「謀將來實業之發達，而籌民生主義之進行」。

湖北軍政府在革命程序上也完全按照孫中山設定的三個程序，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所以武昌起義以後，馬上建立一個軍政府，那就是屬於軍法之治，他們又通過宋教仁、湯化龍起草了一個《鄂州約法》，這就為推行約法之治做一個準備。在這個約法裡明確說到將來中華民國正式憲法頒行後，此約法就作廢，按憲法來執行，這相當於為憲法之治做了鋪墊。

另外從人事上面也是有關的，同盟會的很多領袖、骨幹，都來武昌參加起義工作，比如說譚人鳳代表同盟會中部總會來促進文學社和共進社兩派的聯合，後來兩派都把自己名稱取消，統一成立了一個聯合起義指揮部，沒有再打自己的旗號，包括軍事指揮部和政治籌備處。在起義前，武漢就曾派人到上海去請過黃興、宋教仁。

南都：武昌起義前就派人了？

嚴昌洪：對，就已經派人告訴他們武漢要行動了。武昌起義不是像有人說的那樣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早就策劃好、有預謀的。

南都：可學界都說武昌起義是突然爆發的。

嚴昌洪：突然是指10月10號這個時間發難。湖北革命黨人從1903年花園山聚會到1904年成立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再到日知會，一直到文學社、共進會，各種組織破壞以後，它又建立一個新組織，一直都在不斷地進行軍隊和會黨裡面的運動。甚至他們提出一個口號叫「抬營主義」，就是要把清朝的軍隊成建製拉到革命這邊來。而且兩個組織都在新軍的標、營、隊裡任命了黨代表，有行動就通過黨代表傳達到每個革命黨人，並把他們組織起來。所以在新軍裡面很多 的革命黨人都是準備要起義的，不想起義的話，為什麼要做那些工作呢？特別是黃花崗起義的時候，同盟會已經寫信過來，請他們配合，他們也準備響應的。結果黃花崗起義失敗了，他們就準備自己做。剛好四川保路運動爆發，清朝就派端方率湖北軍隊到四川鎮壓。

有人說，因為鎮壓保路運動把軍隊調走了，武昌城空虛了，所以就起義成功了。實際情況並不完全是這樣──起義是在軍隊調了一部分，還沒有調太多的時候發動的。因為軍隊裡面有很多革命黨。如果軍隊再調多了，革命黨人也就相應少了。而湖南和湖北之間早就約定要一同起事，以前黃興籌畫華興會起義的時候，就有這個約定，一省發難，另一省要響應的。原本，湖北定在八月十五中秋節發難，取「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意思。但湖南焦達峰寫信說湖南那邊準備不及，要推遲十天。在推遲的過程中，湖北革命黨人加緊準備。孫武他們就在漢口俄租界的機關裡配製炸藥，結果在十月九日那天不慎發生爆炸。清政府拿到他們的名冊，就按照名冊抓人，捕殺了彭劉楊等人。第二天大家就感覺到如果我們再不起義，那就是等死了，不如搏一搏，於是就起事了。要說偶然就是這樣的，10月10號晚上那個時間發動，這是有點提前的。

精神領袖非孫中山莫屬

在孫中山沒有回來的時候，西方國家已認為這個大總統是孫中山莫屬。在陽夏戰爭最激烈的時候，為了安定民心、鼓舞士氣，《中華民國公報》就製作了一個「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的布告登在報上，表示孫中山在領導我們。

南都：對於武昌在1911年即將起義的情況，孫中山當時知情嗎？

嚴昌洪：孫中山說過一句話，「武昌之成，成於意外」。有人就說，你看連孫中山都感到這是意外的，他是不主張武昌起義的。這麼說，完全是斷章取義。孫中山說「武昌之成，成於意外」後面是有話的，他後面說，當時的革命黨人為了不被清政府抓去殺頭，就決定一搏，不計成敗了，他們也不知道後來會成功的。孤注一 擲的結果是意外的碰到了膽小鬼──湖廣總督瑞澂，瑞澂如果不逃，第八鎮統製張彪就不會走，張彪不走城中就不會亂，起義軍就不一定能夠成功。瑞澂逃了，張彪跑了，那麼清朝的軍隊就群龍無首了，所以就被打下來了。

至於孫中山事先知不知道要起義呢？應該是知道的。第一，他知道武漢革命形勢成熟了，他曾說過，革命黨人見廣州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武漢新軍自他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趨成熟。第二，黃興給他發過電報，因為湖北革命黨派人到上海找不到黃，就直接找到香港。黃興在香港知道了這邊要發難，他就給孫中山打電報，說有人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彙款應急。孫中山當時正在旅行途中，密電碼在行李中未拿出來，不方便翻譯，便一直都沒有翻譯。到了下塌之處，他把電報拿出來一看，才知道武昌新軍要動了，要他彙款；而他又沒有籌到款，他就準備回電報，要武漢暫時勿動，等籌到錢再說。那天跑了一天的路，晚上暈暈乎乎的，準備等睡一覺之後第二天早上再回電報。第二天看到報紙才知道武昌被革命黨占領了。電報就沒有發。

所以我覺得，武昌起義是在孫中山思想的領導下發動的，是孫中山和同盟會十次武裝起義失敗以後的一次偉大的成功。從具體組織來說，是文學社和共進會來領導的，而前面已說，這兩個組織和同盟會關係很深。應該可以說是同盟會發動的。如果從領導者個人來看，不是孫中山領導是誰呢？是打響第一槍的熊炳坤嗎？是晚 上指揮了攻打總督署的吳兆麟嗎？還是後來的都督黎元洪？你說是他們中的哪一位來領導的都沒有人服的，只有說孫中山領導的，大家都才服。

南都：對於孫中山這個領導地位，武昌起義的領導者是什麼樣的態度？

嚴昌洪：剛才說了他們起義的時候曾邀請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主持大計。當時文學社、共進會和同盟會根本就不分畛域，不是說我發動了革命，非要你來領導。所以說黃興、宋教仁他們都來參與了。開始準備讓黃興來當兩湖大都督，地位要高於黎元洪的，後來湖北部分黨人有點私心，覺得我們打下來的江山，不要別人來淩駕在我們頭上，這樣就讓黎元洪拜黃興為總司令。這樣的話還是黎元洪淩駕於黃興之上。由於這麼一個結構，大權掌握在黎元洪手上，然後讓黃興去打仗，這裡面有很多的不協調，所以打仗失敗也是必然的。黎元洪自己也清楚，武昌起義之所以成功是在於全國各省的響應，清朝不可能集中軍力來鎮壓湖北，到處起火，在這種情況下，武昌起義才成功的。那麼各省為什麼會很快就起來響應，應該是孫中山多年來奔走呼號，組織發動的結果。

南都：有一種說法說，之所以讓孫中山當上總統，是因為當時沒有人敢出頭？

嚴昌洪：在孫中山沒有回來的時候，西方國家已認為這個大總統是孫中山莫屬。武昌起義以後，湖北軍政府曾印過一張叫做《中華民國公報》的報紙。在陽夏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有人擔心革命能不能真正堅持下去，當時為了安定民心、鼓舞士氣，《中華民國公報》就製作了一個「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的布告登在報上， 表示孫中山在領導我們，希望大家不要緊張，不要害怕，我們前線有黃興，上面有孫中山呢。為什麼不拿別的人的名義來安定民心，來鼓舞士氣，而要用孫中山，而且用大總統，說明他是得人心的。
當然也有這麼一個情況。組建政府的時候形成了湖北集團和江浙集團，都想自己的人來當，但是最後都沒能妥協。孫中山回來之後，這個僵局就打破了，不需要再爭來爭去了，就讓眾望所歸的領袖孫中山來當大總統。

南都：那孫中山對湖北革命黨人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嚴昌洪：這個沒有更多材料直接反應他的態度，但他肯定對湖北的形勢是關注的，不然也不會派法國武官到湖北考察。另外我覺得孫中山有一種思維定勢，他從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到後來1900年的惠州起義，到後來的護法運動、護國運動都是跑到廣東來。他可能認為從廣東好開始一點，若是籌備起來以後，就一邊從湖南這邊打到湖北，一邊從江西北上，先把南方占領，再分兵北上，直搗黃龍。所以宋教仁他們是不太滿意的，不要認為只有廣東才能夠革命，還要看到我們中部的革命力量，所以他們成立了同盟會中部總會，想在中部來起義。但同盟會中部總會也不是搞分裂，因為按照同盟會章程理論方面，他應該是可以建立一些分支機構的。

南都：同盟會中部總會具體是什麼情況？

嚴昌洪：同盟會中部總會是由譚人鳳、宋教仁、居正、陳其美等人在1910年成立的。這些出生在中部地區的同盟會員看到長江中下遊省份，尤其是湖北、湖南的革命準備工作比較成熟，於是就想在中部發動起義。為了直接領導這些地方的革命，他們便專門在上海成立了同盟會中部總會，也叫中部同盟會。這個組織的成立，對促進武昌起義有很大的作用。剛剛我說到武昌起義跟同盟會的關係，非常緊密。之前說到譚人鳳曾經到武漢勸和過文學社和共進社，後來他們要發動起義，也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去，一個是想請他們過來領導，二是讓他們幫著買槍。

南都：同盟會中部總會跟孫中山之間是什麼關係？

嚴昌洪：他們通報過孫中山，但沒有直接的關係。前面也說到，同盟會本身是很鬆散的，並不是鐵板一塊。孫中山很多時候是像一個精神領袖一樣存在。

各方力量都需要孫中山這面旗幟

孫中山是沒有參與打天下，他回來以後，各個省就有點擔心他回來搶功。但他畢竟威望很高，到上海時，剛好兩邊爭執不下，孫中山正好成了一個第三者，被選 為了總統。

南都：既然起義前革命黨都安排好了，為什麼最後選擇黎元洪作為都督？

嚴昌洪：當時有這麼幾個原因。黎元洪既沒有像張彪那樣跑，也沒有帶著部隊跟革命黨對抗，他只是躲起來了。如果他不躲的話，在戰場把他俘虜過來了，就不會讓他當都督的。他是採取了一個不跟革命黨為敵的這麼一個態度。加上立憲派當時也在軍政府商量由誰來當都督，結果有人說，黎協統好像還在城內，那我們找他來吧。他在部隊裡面有點威信，另外革命派在起義之前就商量過，將來的領導人其中有一個選擇就是黎元洪。

南都：武昌起義後，革命黨迅速和同盟會中部總會重新連繫了。那像宋教仁、黃興他們當時是什麼態度呢？

嚴昌洪：黃興當時因為在廣州黃花崗起義時打傷了指頭，到香港去療傷，所以他過來就比較遲緩。宋教仁也很怪，湖北革命黨人來請他，但是他多次推托，推遲了很久才過來的。一直到黃興從香港到了上海，然後才一起從上海過來武漢，這時候已經是10月28日了。前面講過，黃興到了武漢之後，由於他的威望非常高，當時有一部分人想擁戴黃興做兩湖大都督。但當時也有很多人反對，安排黎元洪「拜將」，任命黃興為戰時總司令，讓黃興專門去打仗了，根本沒有參與軍政府的事情。宋教仁則住在湯化龍家裡，和湯化龍一同起草了《鄂州約法》，除此之外，也沒有做其他事情。

南都：湖北革命黨人把他們請過來，為什麼又不給實權呢？

嚴昌洪：革命黨人是想讓他們來領導，結果現實是立憲派在軍政府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再加上部分革命黨人有湖北情結，排斥這些外來的人。當時排斥他們的主要是孫武，雖然他是共進會的領導人之一，但他起義時沒有被抓，而是試驗炸藥的時候被燒傷了，住進了日本醫院。等他來的時候，就在湖北軍政府當上了軍務部長。但他和其他革命黨人不很團結，當時有「首義三武」，即蔣翊武、張振武、孫武。孫武思想比較複雜，他與黎元洪走得比較近。

武昌起義之後，先由原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起草了一個軍政府組織條例。按照這個條例選了幾個領導，包括各個部的部長。但這些人不是立憲派，就是舊軍人，革命黨人力量很小。孫武知道這個情況後很不滿意，於是重新訂定了一個修訂條例，這樣把湯化龍設計的組織框架一改。原來的是四個部七個局，政事部下面七個局，孫武說我們現在代行中央政府職權，規劃局太小了，都改為部吧。結果就規劃了九個部，在安插人的時候，革命黨人又占了優勢。在這個過程中，湖北部分黨人的私心非常重，想方設法想多弄點權，撈點好處。後來宋教仁、黃興來了之後，這些人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力，就不斷地排擠他們。

南都：那宋教仁和黃興有沒有看出軍政府並不希望他們掌權？

嚴昌洪：他們看出來了也沒有辦法，他們沒有參加武昌起義，沒有底氣來這裡要什麼權。你們要我指揮打仗，我就去打仗；你讓我起草《鄂州約法》，我就起草《鄂州約法》。後來打仗打敗了，黃興就主張放棄武昌，到江南那邊去發展，遭到很多人反對，最後黃興一個人到上海去了。

南都：這麼看來，如果孫中山當時真的過來，怕也不會給他什麼實權。

嚴昌洪：就是到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何嘗又不是被人家作為一個旗子在那裡用呢？不要說立憲派的壓力，即使是革命黨本身就派係複雜，章太炎也在唱反調，宣揚「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不要革命黨了，那黨的領袖要他做什麼？像汪精衛，暗殺攝政王失敗被關押後，就被清廷軟化了，到臨時政府成立時，汪精衛就一直做孫中山的工作，要他讓位給袁世凱，都是他們在這裡面，孫中山要是不讓，就給他施加壓力，說他有權力思想。

南都：你覺得該怎麼來評價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

嚴昌洪：孫中山在國內沒有實力，也沒有參加辛亥革命期間實際的鬥爭。而各地起義之後，都想建立一個以自己為主的政權，這個事情都可以理解，打天下，坐天下嘛。而孫中山是沒有參與打天下，他回來以後，各個省就有點擔心他回來搶功。但他畢竟威望很高，到上海時，剛好兩邊爭執不下，孫中山正好成了一個第三者，被選為了總統。當時也有一種觀點，已經想到要用袁世凱。當時已經把這個消息放出去了，只要你袁世凱讓清朝退位，就讓你當大總統。所以後來孫中山選為臨時大總統的時候，袁世凱就非常生氣，說好了是我，怎麼成了你？所以孫中山逼得也沒有辦法，最後也只好表了一個態。

南都：他回來得似乎有些不合時宜？

嚴昌洪：孫中山在革命派方面可以說是一個折中人物，而在南北之間又是一個過渡性人物。已經是這樣安排了，因為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正好這邊又成立一個中 央政府，你來當了再說，下一步談判怎麼樣？如果談得好，就讓袁世凱來當，你就下了。
總而言之，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中還是起到了一個思想領導的作用，辛亥革命是在孫中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但這種思想領導，主要還是集中在推翻滿清這一條 上，對於將來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當時在很多人思想上還不是很明確，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