恃才傲物方孝純（1888-1959）

方孝純，字克光，一字漢農，湖北隨縣人，方少時即有大志。一九○六年方孝純年十九，認為「男兒無路請纓，須當有懷投筆」，乃奮志投入湖北新軍第三十一標前隊充當士兵。第二年考入陸軍小學（後更名為陸軍特別小學堂）信字齋四堂當學兵。在軍中，方孝純學習軍事技藝的同時，其革命思想也開始萌芽。

其時方孝純同營軍官及士兵多在私下議論反清革命之事，軍中革命氣息頗為濃厚，方也耳濡目染，得以傳閱諸多海外運來的革命宣傳品，讀之思想激動，欲效陳勝、吳廣之輩。閱讀先進書刊的同時，方孝純亦積極結識軍中志同道合之士，其中屬李岳嵩（字峻如）、鄭國棟（字挽瀾）、蕭興漢（字立中）與之交往最密。四人經常於軍中題詩言志，一日岳嵩提議作詩，規定四人依次成句，且須將自己的名字嵌入其中。四人思考片刻，遂有詩為： 「巍巍嵩岳峻如天，欲挽狂瀾何懼焉。克復河山光漢族，重興漢室立中原。」吟畢，四人大笑道：「此亦宋江題反詩之意。宋江幾死於無賴之黃文炳，我們須小心謹慎」。

當時李亞東、胡瑛皆在獄中，李亞東與鄭挽瀾為同鄉、胡瑛與李岳嵩為同鄉，方孝純與鄭、李二人常趁星期休假之際攜酒肴至獄中談笑。李亞東亦喜作詩，幾人便經常在獄中隨興成詩。

一九○七年春，方孝純從陸軍特別小學堂畢業，遂與同學鄭挽瀾、梅治逸、武丹書等人開始籌劃革命事宜，梅治逸又介紹其好友張聘安（廣濟人，有卓識，富資財，且以結納志士為己任）加入其中。三月間，武丹書曾邀集各標營志同道合之士於武昌三佛閣附近（今讀書堂街）的榮光照相館議事。但出於諸多顧慮，大家認為此處只可作為暫時通訊之處，日常集合之地則當另籌善地。同年四月間，之前有事停留於九江的張聘安來到武昌，下榻鄂州旅館。對革命之事，張聘安表示：「凡欲有作為，非錢莫舉。錢多則害人，錢少則困人。諸君欲圖大事，願負財政責任。但機事不密則害成，應好好立一學社，對外作掩蔽，對內作團聚」。方孝純等眾人均表示贊同，遂於鄂州旅館租一房間，作為臨時通訊與聯絡處。後遷至黃土坡集賢旅社，由梅治逸出面與旅社主人交涉，租賃兩個房間，革命同志諸人每至周末便來此交換消息，相互鼓勵。這一學社因此被稱作「集賢學社」。有此學社對外作掩蔽、對內作團聚，又有張聘安的財政支持，方孝純等人的革命活動遂得以展開。

集賢學社成立後，大家一致認為湖北革命運動已有共進會、文學社兩大革命團體為領導，不如向外省推動和發展。眾人議決派梅治逸、王顯斌赴安徽，武丹書赴四川，蕭興漢赴貴州發展革命，方孝純、張森則被安排留省負責收轉機密信件。梅治逸、王顯斌在安徽新軍中任排長、隊官，但其思想、言論不被協統余大鴻所容，梅乃前往四川與武丹書匯合，後又與時在貴州的蕭興漢同往雲南。辛亥首義後，雲南響應武昌革命，三人均為唐繼堯所重用，也應算作辛亥革命之功臣。

一九一一年春，方孝純與鄭挽瀾應家兄方孝慈的電召，欲取道陝西前往伊犁。抵達西安後，遇同學李載煦、鄭金鵬，兩人聽聞方欲往伊犁，力主「革命時機已熟，汝二人在鄭有利，何必萬里跋涉，宜速歸去」。方孝純認為二人言之有理，遂決定轉去開封。其時方孝純同鄉應龍翔在開封任新軍協統，方欲勸他與湖北一道發動革命。這一想法被方孝純的另一同鄉張伯烈阻止，謂應龍翔膽量小，且新官上任顧慮頗多。方孝純與鄭挽瀾商議，由鄭留在開封靜待時機，他返回武昌。到達武昌後，時值辛亥革命爆發前夕，方孝純積極與革命黨人管漢翹、蔡濟民、吳醒漢、徐紹儒、祁國鈞、喻連元、沙金海、謝超武、高尚志等往來，互通消息。大家多人心振奮，均認為革命必成。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義爆發，方孝純作為新軍的一份子，親歷其中。武昌首義成功後，方孝純任民軍第五協第九標二營督隊官，親歷陽夏保衛戰。在其所撰〈辛亥首義之片斷回憶〉一文中，方孝純將其回憶化成文字，再現了當時之革命情形。

對於武昌首義，方孝純記憶尤為深刻的為以下兩事：一事為革命軍進攻督署之時，總督瑞徵、統制張彪曾據一形勢險要之地，以期與民軍對抗，一度給民軍的進攻造成阻礙。後瑞徵、張彪二人逃走，形勢轉而為民軍有主、敵軍無主之局面，我軍士兵士氣為之一壯，趁勝追擊，占領督署。又一事為各士兵、官長見着銀錢分文不妄取，藩庫和官錢局的大門大開，內存的現款也無人拿走。這一優良作風即便是當時不主張劇烈革命的諮議局局長湯化龍也不得不表示嘆服。

十月二十八日，黃興、宋教仁、田桐與李書城由滬抵鄂，起義軍終於有了真正的指揮者，百姓無不列隊歡迎，革命同志無不倍受鼓舞；抵漢後，黃興旋即赴漢口視察戰況，眾人請黃興為總司令，以壯革命聲威，黎元洪對此表示贊同，黃興即為總司令，於漢口滿春茶園設總司令部，田桐為總司令部秘書長，李書城為參謀長，而宋教仁則前往南京。

陽夏保衛戰一役，革命軍遭遇失敗，損失慘重。作為督隊官，方孝純親身經歷了這場戰役。對於戰事之激烈與戰鬥之艱苦，方孝純如是回憶到：「戰事激烈，官兵傷亡累累，第九標一營管帶林繼廣陣亡，二營管帶趙廣斌染病。我為二營督隊官，每戰不僅苦兵力不足，甚至官長亦感缺乏。我認為革命原須努力殺敵，今既責任在身，不容疏懈，遂旦夕與協統熊秉坤、標統杜武庫、一營督隊宮楊炳山出入生死，以少數之兵力和官長，孤危撐持於戰火集中地，掩護各部隊退卻。一營督隊官楊炳山體肥碩，跋涉遲緩，遇緊急應付，須我代其勞，而不知睡眠、飢餓為何事」。雖說大多數革命軍抱着獻身革命之心態，置生死於度外，與敵軍激戰，奮勇抵抗，但陽夏保衛戰終以失敗告終。對於漢口、漢陽相繼失守的原因，方孝純以親歷者的姿態給予了中肯的分析。

對於漢口失守的原因，方孝純認為除了清軍軍隊數量眾多，且配有德國新式大砲，武器優於革命軍外，還有以下兩個方面：一則何錫藩為指揮官，不予以雄厚的助力，軍府帷幄諸人，只知爭權位。對此方孝純曾作詩一首以表憤怒：「武昌首義震京師，敵我相持正急時。將士軍前拼生死，是誰爭位恥無知。「二則軍府用張景良帶隊到漢口為主將。既已知其臨敵而怯，就應撤換，而狃於臨敵不易將之舊習，以致貽誤戎機。

漢口失守，革命軍退守漢陽，此時恰逢湖南省的援軍有兩協開到，士氣曾為之一振。有此良好的契機，為何漢陽依舊失守？方孝純將其歸於如下幾個方面：來援之湘軍兩協主將不和，各鬧意見，甘興典部私自由漢陽戰地撤移，清軍得以乘襲偷渡襄河，此其一。敵之兵力、火力均超我軍，導致各部隊搖動，此其二。各部隊非素有訓練而成，且多新兵，臨陣膽怯，一隅有失，各不照應，此其三。敵眾我寡，敵聚我散，此其四。

後因南京光復，南北商議停戰，武漢的危局得以解除。湖北「群英會事件」爆發後，孫武被推倒，黎元洪暗喜，軍政府遂決定對一部分起義人員用公費派赴日本留學；一部分起義人物由袁世凱分別電調到京，授以勳位，官職。方孝純則被公費派赴日本留學。留學期間，方孝純因與徐紹孺先是公開反對黎元洪在湖北舉措失當，進而公然反對袁世凱的叛國企圖，被首先取消公費，勒令回國。回國後，方孝純積極參與討袁運動。

民國時期，方孝純歷任廣州大元帥府副官（後 因病辭職）、鄂北綏署警衛團團長、宜昌公安局局長等職；國民黨統治時期曾一度出任沔陽縣縣長。抗日戰爭期間，方孝純加入汪偽政權，任汪偽漢口特別市警官教練所、警察局、警士教練所教官等職。

關於方孝純其人，江炳靈曾作如是評價：「他恃才傲物，不屑於接受某人領導；又使氣好罵人，人亦以此疏之」。

中共建政後，人們對方孝純知之甚少，只知其於一九五九年離開人世。（郭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