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先烈偉業、促進和平統一

辛亥百年感言

林園丁[1]

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我國農曆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西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因1911年(清宣統三年)以干支計為辛亥年，故而得名。當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發首義而勝利，從而揭開了辛亥革命轟轟烈烈的序幕，全國各省紛紛響應脫離清王朝而宣佈獨立，而故始有中華民國的開啟。至2011年整整100年，海峽兩岸有不同的表述，在台灣稱之”建國百年紀念”，在內地稱之”辛亥百年紀念”。如何使兩岸凝聚共識，求同存異，借此歷史的機遇開啟兩岸政治協商的大門，需要兩岸人民的大智慧和共同努力。

澳門-孫中山先生走向世界的窗口

由於地理位置及歷史緣故，很早澳門已成為對外通商港口，而且也是較早成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人口九成以上是華人，而且相當部分是香山縣人，且晚清時代，澳門屬香山的一部分，其政治、經濟、文化卻是受葡萄牙人莫大的影響，有明顯的殖民主義色彩。晚清的苛政，在當時的澳門幾乎起不到作用。基於這些特殊的條件和環境，有不少經商者和知識分子來到澳門生活，開始接觸西方文明，更有不少反抗清朝封建統治的維新志士和革命黨人，都以澳門為活動的根據地或逃避清廷緝捕避難所。孫中山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偉大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利用澳門地理和環境，在廣泛的社會交往、執業行醫、從事反清革命、討袁護法和打擊軍閥的鬥爭中，均與澳門結下了不解之緣。澳門是孫中山先生走向世界的窗口，亦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個重要基地。澳門是孫中山先生第一個接觸到西方文化的地方。由於孫中山先生的故鄉香山縣翠亨村離澳門僅30公里，他在鄉及赴港求學期間經常進出澳門，對澳門有較深的瞭解，他曾說：〝澳門一埠，其隸屬葡萄牙蓋三百六十年矣，顧權柄雖屬歐人，而居民多稱華籍，即其自稱為葡人者亦大半為本地之歐亞雜種也〞[2]

孫中山先生的父親孫達成先生，年青時曾在澳門做過裁縫、鞋匠[3]，因此，少年時代的孫中山先生就經常隨父兄來往香山縣與澳門之間。1878年，13歲的孫中山先生終於如願以償地隨母親經澳門登上“格蘭諾曲”號英輪前往檀香山投靠其大哥孫眉，接受西方文化洗禮，故有〝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

[3]歐鳳威 《孫中山與澳門的特殊關係》

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1]之感慨。因此，澳門也是孫中山先生走向世界、認識世界的起點。當時中國的貧窮落後與西方的先進發達的極大反差，使其立志改變中國，踏上救國救民的革命道路。他的革命歷程確實始於澳門，首先經澳門抵西方接受教育，在澳門從醫，走上革命的道路。據史料記載，澳門不僅有助孫中山先生發展革命思想，還是孫中山先生宣傳革命理念、謀劃起義，並向革命人士提供資金、武器和兵源的基地。

澳門-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舞臺

孫中山先生於1892年7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後，立即應邀到澳門行醫，受聘於澳門鏡湖醫院新設的西醫局首任義務醫席，開創了澳門華人西醫的先河。[2]孫中山先生曾自述：〝自中國有醫局以來，其主事之富紳對於西醫從來未嘗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門始。予既任事於醫局，求治者頗眾，而尤以外科為繁。〞[3]其實孫中山先生未畢業前，已應澳紳曹子基、何穗田等人之邀，治癒了他們久病的家人，未出道時醫術已飲譽澳門，甚得澳門華人紳商的器重。[4]在澳門行醫期間，孫中山先生以孫逸仙之名先後向鏡湖醫院借銀兩筆共超逾3000兩，用於在澳門大街（今草堆街80號）開設中西藥局，自己掛牌行醫，贈醫贈藥。[5]按當時鏡湖醫院一年的總開支約4000多兩，而借給孫中山先生的數目卻如此巨額，這充分說明對孫中山先生非常信任，當時有好幾位澳門的知名華人作擔保和見證人，此說明澳門華人對孫中山先生給予了大力的支持。

〝蓋世之傑〞吳祿貞

偉大的革命導師、思想家、理論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而不單是武昌首義的幾個月。它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革命之一。再過100年，1000年，人們會評價得更加恰當。〝湯武革命，吊民伐罪。〞湯武革命是偉大的，但是，它不過是用商朝代替了夏朝，用周朝代替了商朝，三個朝代的性質均無根本性差異。辛亥革命則不然，結束了華夏大地上歷時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專制統治，開啟了中國由從封建專制走向民主共和，從天下為私走向天下為公的根本性變革。在中國歷史上，能夠勉強與之相比擬的是秦始皇的統一大業—他建立了封建帝制延續兩千多年，最終被辛亥革命所推翻。[6]

辛亥革命烈士、吳祿貞大將軍（1880-1911﹚

 此照片攝於1910年秋，他當時被任命為閱操委員，赴德、法等國閱操，由於他在中、日〝間島問題〞之爭中，堅持了寸土不讓的原則，捍衛了國之疆土，被外國民眾視為中國的民族英雄，外國記者採訪他時，特為他拍攝了此照

先外曾祖叔吳祿貞，字綬卿，湖北省雲夢縣人，出生於1880年3月6日，其文韜武略，堪稱一代俊傑，不僅得晚清政權賞識，為康梁舊黨屬目，更為革命黨人所倚重，時人曾將之與張紹曾，藍天蔚聯稱為〝士官三傑〞[1]。

一八九八年日本士官學校的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合影。五十六名中有湖北籍學生十八名。前排左三為吳祿貞，二排左一為傅慈祥。

 先烈吳祿貞雖行年短促，1911年11月7日在石家莊殉難時只有31歲。然其一生建樹，卻功業卓然。外祖父吳忠亞﹙黃埔六期，少將參議，原陣中日報社長、原國民日報社長、原新湖北日報副社長﹚在寫其先三叔吳祿貞烈士回憶錄經常給我們講述先烈的革命事跡，其少懷壯志，十七歲投考湖北武備學堂，以成績優異被官派選送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留學東瀛期間，結識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加入興中會，其間曾受孫中山先生之命回國組織自立軍，舉行大通起義，奮戰七晝夜，這次起義不幸失敗了，他再次東渡日本，完成了士官學校的學業。學成歸國後，努力捍衛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主張鞏固興中會，在武昌花園山建立革命秘密機關，又赴長沙協助黃興成立華興會。當清廷練兵處成立伊始，又銜命打入王朝軍界，於考察蒙古、陝、甘之後，又隨徐世昌督辦東北延吉邊務。時逢日人挑起〝間島〞事端，他先以衛國之理，又以愛國之忱，與侵略者抗爭，在當地組織民間武裝，結納綠林豪傑，團結延邊各族人民，加強防守，親自研究有關史志，編成《延吉邊務報告書》匯十餘萬字言，為清廷對日抗爭，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日本才不得不承認延吉為我國的領土，終於捍衛了國門，其守疆功業，實為近代中國外交史所罕見[1]。故有日本人歎曰：“中國尚有人在，如吳祿貞者，不可欺也”[2]。武昌首義之後，他統領第六鎮新軍駐屯石家莊，斷然攔截清方南運軍火，給革命軍以支援，並聯合山西軍民組成燕晉聯軍，欲與張紹曾、藍天蔚會師豐台，直搗北京，期以勢傾清廷。然其過於自信，疏於必要之防範，終為清廷爪牙所暗算，副官周維楨、參謀長張世膺同時遇害。其罹禍凶刃，身首異處，死事之慘，實屬可悲可憤；且使革命功虧一簣，痛失良機，遺恨千古，又誠足可惜可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