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心向佛 馮亞佛

 

馮亞佛先生，名鎮東，字亞甫，湖北漢川人，幼年屢試不中，到二十歲時，發出了「為學苦無成」的感嘆。馮亞佛的青年時代，正處於清朝腐敗、外患頻仍的時刻，不少仁人志士為改變現實而作出了艱難的嘗試，如試圖改變朝政的「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等，都對他很有啟示。特別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創建興中會、發動廣州起義等等，這些壯舉對他的教育很大，產生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從心底發出了「況玆國步艱，著鞭那可後」的呼吁。

 

一九○二年，清廷選派學生赴日留學，馮亞佛認為這是學好本領、報效國家的好機會，就努力爭取赴日，與同鄉楊鴻藻、蔣東佛辭別家鄉，東渡日本，入弘文學院，攻讀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概論以及教育學等。學習期間，有幸結識了黃克強（黃興），經黃興介紹，又拜識了孫中山。

 

一九○五年，孫中山在日本組建同盟會，他又加入了同盟會。奉孫中山之命，經常往返於南洋與日本之間，宣傳革命，組織、發展同盟會會員。在南洋爪哇、蘇門答臘等地，一面教書，一面經營照相業，開辦電影院，為孫中山、黃興組織的國內武裝起義籌募經費。後經華僑陳衣濤（同盟會會員）介紹給莊曉園，同田桐一起在婆羅洲《中興日報》任編輯。借報紙喚醒海外赤子，共同反清救國。並與田桐密切合作，在南洋、婆羅洲一帶先後、發展同盟會會員四十餘人，組成四個小組，進行革命宣傳。

 

武昌起義成功後，馮亞佛與田桐日以繼夜地通過《中興日報》向世界各地傳送辛亥武昌首義成功的消息，使旅居東南亞各國的華人紛紛慶祝。不久，受孫中山的指示，從南洋回國勘理鄂政，被委任都督府秘書。然而，他耳濡目睹黎元洪的所作所為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背道而馳，憤起對黎舉諫：「．．．．．．驅逐了滿清韃虜，換來的應是憂民之所憂，樂民之所樂的革命氣氛」。黎元洪雖然不敢公開反對，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極不滿意與他共事的革命黨人。馮亞佛見狀就辭職不幹了，接任秘書的楊玉如等，黎同樣視之如敵，也不得辭職。他先調顧問，後由理財部派充府河稅局經理。

 

民國二年討袁軍興，馮亞佛卸府河稅局經理職，將局內所存萬餘元用作討袁經費。二次革命失敗後，被通緝，化裝成日本人，逃往日本去了。民國三年七月，孫中山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馮亞佛立即加入，奉孫中山令，再次前往南洋、婆羅洲改組同盟會，辦理黨務。民國六年，孫中山被非常國會選為海陸軍大元帥，馮亞佛任廣州護法軍政府大元帥府秘書，侍先生左右。曾參與砲轟破壞護法戰爭的軍閥莫容新。孫中山手書「天下為公」四字相贈。

 

民國七年，孫中山令許崇智率粵軍入閩，馮亞佛被調到許的總司令部任秘書長。民國十一年，馮去上海，又受孫中山命令去閩運動軍民軍響應援閩。攻克仙遊縣後，任該縣臨時縣長。

 

民國十五年，北伐軍抵達武漢，馮亞佛回鄂任江漢宣撫使參贊，並與胡漢民、田桐等創辦《太平雜誌》，探討治國方略，決心做一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業。他深感江漢平原水利失修，淹澇頻仍，於是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實地考察，著《改造湖北水利》一書，提出「襄河朝北」規劃，主張將漢水幹流引回故道。同時，還利用「華洋義賑會」的水災救濟款，採取「以工代賑」方式，將漢川中洲湖以北的大片荒地開墾為同興垸（今新堰區永丰、同興、東湖溝村一帶），並疏浚馬港河，開鑿曹家口，有效地減輕了大漢地區的漬澇災害。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馮隱居南京，醉心佛學，自號亞佛，種花作詩，有《證果園詩集》。民國十八年，與吳醒漢、查光佛、熊秉坤、賈伯濤五人被聘為湖北革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委員。民國二十一年，李基鴻任安徽財政廳長，讓馮亞佛在安徽蚌埠禁煙系統任職，後又在四川萬縣任禁煙督察主任。在任期間，他不畏權勢，不循私情，作了大量工作。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居正安排馮亞佛在司法院任湖廣視察。這雖是一閑職，但他仍盡職盡責，體察民情，秉公直言，不畏權勢，對那些先發國難財、後發勝利財的人，極為鄙視。他身雖在野，而無奴性，生活簡樸，治學、賦詩聊以自慰。其好友徐瑞林（華僑）知其愛看書，常從上海給他寄書，其中有《四庫全書》和《道藏》各一部。《道藏》一書極為珍貴，馮亞佛把書轉給了南京茅山道觀。後因日寇進犯，南京告警，他輾轉流離，浮居石首，民國三十四年日寇投降後，回到了武漢。

 

七十大壽時，在重慶國民黨軍委會的劉成禺、居正等為他賦詩祝壽。劉原詩云：「僵翁心矩直，七十又爭秋。一舸江南去，十年蜀道留。宴游親短李，談笑傲多劉。姜桂吾鄉性，馮唐在故丘。」對其大半生的為人作了評價。民國三十五年，馮亞佛當選為漢川縣參議會議長。

 

中共建政後，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一九六二年病逝，享壽八十六歲，葬於漢陽扁擔山。

 

馮亞佛之子競華，早年畢業於金陵大學，已故；長女幼卿，亦畢業於金陵大學，高級工程師；次女幼明，新疆石油公司工作。孫馮則述，武漢市電視大學退休幹部。（胡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