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幗偉人 張竹君

 

張竹君，廣東番禺（今廣州市）人，父親曾任顯宦，家中有兄弟姐妹多人，排行第五。七、八歲時患嚴重腦病致半身麻痺，家人將其送往博濟醫院調治，經過長時間的治療，終得痊愈。幼時的這一經歷讓她深深體會到西醫的精妙之處，從此發願學醫。一八八七年，張竹君如願進入美國長老會所辦柔濟醫院附設的夏葛女醫學堂學習醫學。學習期間，張竹君聰穎好學，尤其善於與人交往的性格得到了學堂所在外籍女教員的一致好評。一九○○年，張竹君以優等畢業，遂開始了其懸壺濟世的生涯。由於她醫技精湛，且對病人關懷備至，雖說當時粵中風氣尚極閉塞，世俗多不信西醫，尤其不信女西醫，但專程找她看病的人卻是絡繹不絕。張竹君所業日盛，於是便在醫室之外附設福音堂一所，每逢周末便召集親友多人，一為宣揚基督教，同時也批評時政、鼓吹維新學說。此舉引來大批非基督教徒參與其中，不僅城中教育界、報界人士多與之交往甚密，許多富紳巨賈的內眷也與張竹君多有往來，其中徐宗漢女士更是與之交誼篤厚。

 

一九○一年，經徐宗漢女士幫助，張竹君先後在荔枝灣（今廣州市荔灣區）、南河柳波橋（今廣州市海珠區）創辦禔福醫院、南福醫院，她也成為廣州第一位國人辦醫院的女院長。一年之後，張竹君又在兩醫院內倡立演說會，針砭時政、宣傳維新思想、提倡男女平等；繼而設育賢女學，開全粵女學之先聲。俞伯揚，周自齊，莊炳漢，王亦鶴，桂廷鑾，梁新武等人都奔走其門，張竹君儼然成為當時新女性之代表。對於男女平等，她更是身體力行。據記載，張竹君在廣州行醫時出診裝束十分特別，「常穿西裝，有時雖穿女裝，但頭上梳了大鬆辮，兩耳不帶耳墜，腳上穿男士學士鞋」，被時人稱為「男人婆」。張竹君在廣州行醫數年，雖訂有診例，但是遇到貧寒的病者，診金、藥費等都可以酌減，甚至免收，還免費贈予藥物，對病人可謂備極慈愛。一九○四年，因笞責學生引發風潮，後雖經紳商界多方調解始得解決，但張竹君還是決定捨棄在廣州所創辦的兩所醫院，遷居上海，另創基業。

 

一九○四年，張竹君來到上海，憑借其善於交際的性格、先進的思想頗受在滬紳商學界的歡迎，與伍廷芳夫人、富商李平書、猶太大富商哈同夫人羅迦陵女士交情尤甚。在他們的臂助下，張竹君很快在上海站穩腳跟，開辦醫院、興辦女學、繼續從事社會公益事業。一九○四年，續辦育賢女學，隨後相繼創辦了女子興學保險會、女子手工傳習所、衛生講習會，以幫助女子自強、宣傳婦女解放思想。一九○五年，為發展女子教育，與李平書聯合創辦中西醫學院，其中專設女醫院，成為上海最早的女醫學校。一九○九年上海醫院成立，張竹君出任院長一職。除此之外，張竹君更是積極參加公益事務，除了自己募捐外，還經常奔走呼籲並作演說鼓勵民眾出錢出力來支持社會公益事業。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時革命黨首領黃興在香港聞訊，急攜夫人徐宗漢前往上海，謀設法進入湖北指揮革命。但當時沿江各口岸都被清朝官吏嚴密把守，想要進入武漢甚為不易。徐宗漢了解張竹君在上海交游甚廣，於是向其求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九日，張竹君在上海成立中國紅十字會，並組織起一支紅十字救護隊，準備前往武漢為傷患服務。了解到徐宗漢的請求後，她便使黃興喬裝成隊員，徐宗漢則充作看護婦，混在救護隊當中，避開了各口岸的搜查，於十月二十八日到達漢口。在漢的一個多月期間，不論是張竹君本人還是其所帶領的救護隊，不畏艱險、英勇苦幹、置生死於度外，為救護戰埸傷患作出了重大貢獻。

 

到達漢口後，張竹君一行遂與黃興夫婦分手。是時，正值陽夏保衛戰激戰之際，砲聲隆隆，街上行人逃避一空。在漢的一個多月期間，張竹君所經歷的生活可用忙、苦、險三個字來概括，但她沒有畏懼，憑借其堅忍不拔、英勇苦幹的革命精神和救死扶傷的職業操守，戰勝了這一切，成為辛亥武昌首義志士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依據張竹君在漢的日記記載，一行人剛到達武漢，尚未安頓就緒，隨即有軍政分府遣人前來，請張竹君診治受傷的某標統。分府距寓所路途遙遠，張竹君平日習慣乘車坐轎，但為了不耽誤救治時間，她拎起藥箱就走。在分府診治完畢後，回到寓所後發現候診者已多達五十多人，不久又有稅務司邀她到郵局設立臨時醫院。「九月初九至十一日，無日不有受傷者送診，稱藥量水，日夕大忙。十四至十七日，連日皆有誤傷者就診。二十七日到漢陽，借漢陽縣署設一分院。該處一見十字會三字，頻送受傷者來，自朝至夕接應不暇。十月初六日，醫務極忙，仍發人到江邊收受傷兵士。十月初八初九日，均從事於裹札剖割中。」其餘時日也多有傷者送來救治。據統計，在漢的一個多月內，紅十字會救療的受傷戰士達一千三百餘人。

 

在漢期間，張竹君不僅醫務繁忙，而且從醫條件十分簡陋。剛到漢時，稅務司派人來邀請張竹君至郵局設立臨時醫院，但局內「無一切用物，幸於印字館借得茶爐，方可燒水，然亦僅飲白開水而已。至赴大智門抬受傷者，則飲食皆無矣」。又某日時已夜深，張竹君結束一天的任務返回住所時迷失方向，且路廣不滿六尺，左是田，右是塘，她在馬上十分驚恐，幾陷塘中。又值軍事緊急，艱苦萬狀，不可言喻。但就是在這樣極端艱苦的環境之下，張竹君帶領紅十字會的會員們克服一切困難，履行著他們神聖的職責。

 

時值戰亂時期，張竹君冒生命危險穿梭於各個臨時設立的醫院或醫療所之間，可謂是每日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救死扶傷的同時，卻也幾次遇險，險些送命。從九月初八日開始，街道上便流彈日多；十四至十七日，「火勢更近，飛彈極多」，張竹君等人不得不謀徙他處。另據張竹君在漢日記記載：「二十四日至武昌，凡自漢口四碼頭至武昌者，北軍必開槍亂擊，余被北軍連放七槍，幸未一中；二十五日，聞知民軍由漢陽衝入漢口，故發隊到漢陽，又連受數槍，幸未中。會員步行，余則坐轎，北軍見之，故放砲相攻，幸為溫醫生所知，遂將余轎推倒，得免此劫。十月初三日，有人報告，清軍逼近十里舖，各會友、醫生遂紛紛驚懼，多回茶棧。余即渡江，沿途又遇升花砲彈，幸在空中炸裂。到漢陽後借得小輪一艘，盡將百餘傷者運回漢口。沿江砲彈亂飛，幸無一中。十月初五日，余是日單人匹馬直上龜山瞭望，途中被彈從耳邊飛過（彈子長八寸……），略受小傷，亦云幸矣。十月初七日，仍發隊冒險渡江，彈如雨下，在所不顧。擬進漢陽城，清兵不許。當時被轟十七槍，均無一中」。雖然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但張竹君正是靠著堅定的信念堅持了下來，耐勞冒險，毫無怨言。

 

在一日的手術過程中，張竹君左手感觸微菌，十月初十日，左手紅腫。十月十一日，紅腫症狀加劇，並伴以高燒，力不能支，終於病倒。適逢兩軍停戰，遂返回上海，借以養傷。陽夏保衛戰結束後，鄂軍都督黎元洪授予張竹君「巾幗偉人」的匾額，中國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又授予張竹君立國紀念勛章、赤金紅十字軍勛章及中華民國忠裔紀念章，以表彰這位辛亥革命中的「中國第一個南丁格爾」。

 

返回上海後，張竹君繼續從事醫務與服務社會的工作，終其一生。民國元年，張竹君設立中國最早的護士專業學校——女子看護學校。次年上海白喉流行，張竹君四處募捐的同時，開設時疫醫院，盡其所能治癒患者。同年「二次革命」爆發之際，她再次組織紅十字會開赴前線，救死扶傷。民國八年，山東發生飢荒，張竹君奔赴災區主持賑濟工作。民國十五年上海霍亂流行，為了讓更多患者得到治療，張竹君將健華頤疾園改設為臨時滬西時疫醫院，並千方百計增設病床，盡量將危重病人收入住院治療，於此同時又採取應對措施，如對患者的穢物進行焚燒處理，經過一系列的努力，疫情終於得到有效控制。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及二十六年抗日戰爭期間，張竹君雖年事已高，仍親自帶領助手赴戰地救護傷員。上海淪陷後，張竹君除任教於人和高級助產學校或偶爾為人治病外，「韜光斂跡」，以度晚年。

 

關於婚姻，張竹君曾與富紳盧賓歧之子盧少歧有過婚約，但後張竹君忽因事與盧府中人發生嫌隙，遂與少歧日漸疏遠，婚約也無形解除。後馬君武對其十分仰慕，並寫有求婚書，但張竹君又以堅持獨身主義為由拒之，自那以後便獨自度過她的一生。對於堅持獨身主義的理由，她曾解釋道：「當捨此身，擔負國家義務，苦嫁了人，兒女牽累，一切不能自由，所以終身孤獨一人」。值得一提的是，張竹君雖然沒有自己的兒女，卻經常幫助無力撫養子女的人家養育他們的子女，栽培扶植其成才，故張竹君雖終身未嫁，卻兒女滿堂。

 

張竹君，這樣一位奇女子，這樣一位新女性，將其畢生精力貢獻給中國革命、中國醫學教育與社會服務事業，晚年獨自一人、兩袖清風，一九六四年病故於上海。作為辛亥武昌首義中為數不多的女性，她必將被人們和歷史銘記。（郭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