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追溯武漢起義，事前雖久經籌備，然以時機未成熟，遲未舉事。嗣以革命機關，屢遭破壞；新軍同志，又將開赴四川，彈壓鐵道國有之風潮；是時武漢同志，僉以機關已被破獲，此後按籍搜索，必致人人被逮；且新軍一經入川，則革命運動，更失其武力之憑藉；於是迫不及待，倉促舉事。清廷復於是時，派遣大軍南下，進攻漢陽，革命勢力，幾至不能抵抗。吾鄉先烈焦達峰、陳作新等，恐革命力量動搖，遂於十月廿二日（農曆九月初一日）起義湖南，響應武漢。

先是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失敗，居正、孫武等來漢，謝介僧、焦達峰、譚人鳳、曾傑、楊任等均齊集漢口，互相商決，再由兩湖發動。分湖南為三路：以焦達峰、陳作新、曾傑負中路責任；謝介僧、鄒永成、譚二式等負南路責任；楊任、王炎負西路責任；均先後返鄉，分途進行。即以鐵路協會、落星田定忠棧、賈太傅祠、體育學堂、繡業學堂及民鐸社等為秘密機關，籌畫起事。及十月十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湘中革命志士及新軍同志，均欲亟謀響應，以制清軍。而是時湘撫余誠格，恐新軍有變，乃與巡防統領黃忠浩，謀防範之策：一面將子彈砲彈，繳存軍裝局，每營僅留存子彈十小箱，且偵騎四出，監視極嚴；一面並將新軍四十九標一、三兩營，調岳州、臨湘，五十標兩營調寧鄉、益陽；此外並調回巡防隊十餘營回省，意圖壓迫新軍，進攻武漢。

焦達峰、陳作新等乃運動新軍，以「子彈過少，不能成行；如行，非發子彈三倍不可。」余誠格不聽，新軍憤怒異常，約定十月十七日（八月廿六日）起事，因中路巡防營五、六、七、八、九、十等六營開到，防範更嚴，不能發動。嗣又聞黃忠浩分巡防隊之半，開赴鄂境，襲擊武昌義軍，乃以長沙軍弱，有機可乘。十月十八日（廿七日）焦達峰、陳作新、易宗羲、文斐、左學謙等並新軍防營代表，會議於賈太傅祠，決定廿一日（卅日）晚起事，由砲營馬廠放火為號；而是晚各營待火未見，均皆駭異。後李金山至四十九標通知各營，該標放槍為號，十月廿二日（九月初一日）清晨五時，四十九標代表，群趨操場，發緊急集合哨集合，劈開軍庫，奪取子彈，即朝天放槍一排為號，各營響應；於是轟轟烈烈之湖南光復運動，於以產生。

▲湖南民軍攻奪長沙城頭大炮

十月廿二日（九月初一日），本黨先烈焦達峰、陳作新及同志易堂齡等，以時機甚迫，乃於是日清晨五時，率四十九標之全體同志，群趨操場，發哨集合，宣布革命宗旨後，群情歡呼，備極熱烈；於是放槍為號，該標各營，同時集合，不准擅取民間一錢一物，違者就地正法，軍紀肅然，士氣大振。乃繼下動員令，四十九標第二營會同五十標一部，及輜重馬隊，由陳作新與易堂齡率領，向北門湘春門進攻，佔領荷花池軍械局：局長嚴家煒，事前已將彈藥轉運撫署，故陳作新、易堂齡等，乃棄此而直趨撫署。焦達峰指揮之四十九標左右隊、及工程砲隊，進攻小吳門。不料城門緊閉，是時一髮千鈞，緊急萬狀，砲隊乃將大砲，拖至教場坪排列，開砲轟擊，以示威襲；復一面向小吳門守軍說明，同係漢族，勿為異族盡忠之義；守者萬夫雄等，乃開城迎之；於是焦達峰、楊守貞、黃翼球、常治、楊世傑等，直趨撫署，與陳作新會合。

是時湘撫余誠格業已先逃，巡防統領黃忠浩尚欲作忠於清廷之狀，求服清服，向北謝恩而後死。焦等以其奴隸成性，不識大體，乃殺之。並書白布義旗，高懸於撫署桅桿上。革命軍及觀眾，狂呼：「中華民國萬歲」！聲震屋瓦。軍政府並出示安民，軍律嚴明，秋毫無犯，居民各安生業。乃清廷長沙營務處總辦王毓江、長沙縣知事沈瀛等，猶謀抵抗，遂不得不捕而殺之；於是布政使署、官錢局、電報局、均先後佔領，而長沙遂為我有矣。翌日各界集議於諮議局，推焦達峰為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設立參議院及參謀軍務各部，部署既定，全湘晏然。

湖南首先響應武漢義師後，西南各省，遂遭受隔絕，使清廷武力，首尾不得相顧。粵、桂各省清廷之封疆大吏，知大勢已去，均能自動覺悟，不再做清廷工具。（彭楚珩）

（摘錄《革命文獻》第四輯）